在领取“购票编号单”时，他才发现，排队等候的人群被警察分割成几个方块阵型了，更让他绝望的是，每块队伍边上，还有两三位民警或者保安看着。这就意味着，他的人很难插队了，如果要领票号，只能实行人海战术，投入更多的“兵力”。

　　排队到1月1日中午，他拉过去的20来个人，还没能领到一个票号，这让他很抓狂，“中午还管了他们一顿盒饭，等到下午两点，才领到第一个票号。”

　　为了提高效率，他动员那些领到票号的人给他们家属打电话，打车来紧急增援，并提高报酬，“打车费我给报销，领一个号给50块钱。”

　　当天晚上，他雇佣的人中有六个人睡在领票号的队伍里，他买了六件军用棉衣亲自送去。

　　到1月8日晚上，宁波市火车站所有的票号都领光时，史胜杰总算拿到了270多张票号，“前后花了近两万块钱。”

　　“有同行开始倒票号，一个票号100元，今年经济不景气，我怕民工都提前回家了，不敢去接下来。”史胜杰说。

　　等1月8日后，史胜杰每天拉着人到火车站，凭着票号去买火车票，“人依旧是一天一换，售票厅就这么大的地方，如果不换，怕被警察认出来了。”

　　他尽量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去买票，采取“黄牛”买票的插队策略快速买票，“看着就像民工，就算是插队被抓到，警察也拿这些老头没办法。”

　　尽管快速买票，很多票号买到的还是无座票。

　　消解掉“实名领号购票”的两道程序后，“黄牛票”也是水涨船高，“按照我们的票市行情，紧俏的长途卧铺票一般赚150元～300元，摊上今年两次排队的成本，你说票能不涨吗？”

　　“黄牛”所有的购票成本，最终转嫁到旅客头上。

　　到1月19日，史胜杰的票子基本出完。他的经验是，越到后面出票，票价越高，风险也越大，警察也抓得越紧，“很多票都是同行之间互倒，票拿到乘客手里，不知道转了几手了。”

　　史胜杰的同行谢勇(化名)今年运气不太好，他雇佣的好几个人排队领票号时，被发现身份证与领票的目的地不一致，被拒绝出票，他的侄子在与别人交易时，被警察抓了现形，估计要呆在看守所里过年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是，自己脑子不好使，资本投入还不够。

　　对于史胜杰来说，高价票带来的唯一影响是，票卖得慢了。

　　但是，票子的行情并非一成不变，史胜杰说，“去阜阳地区的票子炒得最凶，只要临客一开，票价就会跌下来，等临客票一卖完，票价就立即涨回去。”

　　今年宁波火车站陆续安排了六趟临客去阜阳，前往阜阳的火车票如股市一般上下波动。“现在临客票都没了，去阜阳的票就是涨停板了。”史胜杰说。

　　王蓓蓓买的就是涨停板的票。

　　倒票难止

　　宁波的“实名领号购票”制度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各方评论，大多都是褒奖。

　　“到后来，媒体报道就说成实名制了。”宁波铁路部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

　　事情转折发生在2009年1月18日。

　　当天下午，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09年全国铁路春运全面启动。同时他也回答了关于火车票实名制的一系列问题，王勇平对实名制明确表示“不可行”。

　　他向外界解释的理由是，买不到票的根本原因是运力不足，实名制验票工作量大，程序麻烦。最重要的是，还根本无法杜绝“黄牛”倒票现象。

　　其实，宁波并不是第一个实行火车票实名制的城市。

　　早在2003年，重庆火车站就试水实名制购票，当时采用的办法是，在火车票背面写上购票人的姓名，再由车站派出所盖章，旅客持有效证件方可登车。

　　这一举动对打击“黄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据媒体报道，许多票贩子都因手中车票卖不掉、退不掉而眼巴巴地看着作废。

　　在2007年春运期间，温州火车站也试行实名制。具体的实行办法是，把购票者的身份证信息输入电脑内，如有重复购票行为，就会立即被发现。

　　2008年春运期间，上海铁路局划拨四趟“农民工专列”，从杭州、温州、宁波、义乌市始发，分别直达重庆、贵阳、阜阳、贵阳等地，在工会的组织和登记下，四列客车近万名农民工，全部实行实名制购票。

　　宁波的“实名领号购票”被媒体称为火车票“准实名制”，在遭到铁道部的公开否定后，宁波铁路部门对此讳莫如深。

　　据一名工作人员透露，该铁路部门负责人曾要求各部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最好不要谈及“票子”问题。

　　“市里一些领导还是很支持的，领导们认为，春运是个大难题，做一些尝试也是值得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慢慢改进。”该工作人员说。

　　对于外界闹得纷纷扬扬的火车票实名制，史胜杰不以为然，他觉得，那都是一些书呆子的天真想法。

　　他只相信一条：春运不息，倒票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