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排斥移植为期尚远

　　——访克里夫兰临床基金会普外科主任约翰·冯

　　约翰·冯(John Fung)是美籍华裔，但不会说中文，只会用繁体写自己的中文名字“冯宙麟”，而且“麟”字只会写一大半。

　　他于1980年获得免疫学博士学位，于1984年进入匹兹堡大学移植中心，师从“肝移植之父”托马斯·斯达泽，后来成为这个世界顶级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并于2004年在俄亥俄州成立了克里夫兰移植中心。用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冷希圣的话来说，全世界的肝移植医生几乎都是匹兹堡移植中心培训出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免疫抑制剂大大提高了病人的存活率，尽管他克莫司已经出现20多年了，为何还说它是新型免疫抑制剂？而环孢素则被划为传统的免疫抑制剂，这是怎么划分的？免疫抑制剂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冯：他克莫司于1994年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之后在全世界普遍应用，在中国上市也已经10年，从这点说它不再是一个新药。但是它大大提高了器官移植的存活率，开辟了一个新阶段。至于日后研制新的免疫抑制剂，不见得能进一步有效提高存活率，因为普乐可复已经将存活率提高到一定水平，所以未来的方向是如何减少药物毒副作用，提高安全性，这是一个新的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在免疫抑制剂的历史上，您认为哪种药物最具里程碑效果？

　　冯：硫唑嘌呤、环孢霉素和他克莫司都非常重要，其中1987年出现的他克莫司或许更重要一些。它的药效是环孢素A的10～100倍，发生的排斥反应更少，副作用更低，使得所有种类的器官移植存活率均大大提高。在美国，他克莫司的使用率占到了90%，环孢素A占10%。

　　三联生活周刊：不同器官发生排斥反应的程度是否不同？哪一种最严重？

　　冯：这和器官有关，肺和小肠比心脏、肾和肝脏更容易发生排斥反应，其中肝脏发生的排斥反应要轻微一些。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组成器官的细胞类型不同，移植器官中树突状细胞越多，越有可能发生排斥反应。每一种器官发生排斥反应都非常严重，以上说到的器官中，相对而言，肝脏把自己保护得最好。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免疫抑制剂有毒副作用，如何才能更好地使用它，从而降低不良作用？

　　冯：较顾虑的问题就是医生给病人使用了太多的免疫抑制剂，这是毒副作用产生的最主要原因，而且一旦免疫系统被过度抑制，就会造成肿瘤、肾功能降低或者其他问题的产生。一种治疗方式不能够覆盖所有的病人，所以要针对每个人不同的状况，分别制定合适的方案。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是非常艺术的，就像调鸡尾酒一样，有的人喜欢这种口味，有的人喜欢那种口味，有喜欢烈酒的，有喜欢温和一点的。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是医生需要掌握的艺术，要因人而异，用这种概念来处理病人。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经常会刊登一些无排斥移植成功的例子，为何人体会产生免疫耐受？他们是否在以后的生活里完全不需要服用免疫抑制剂？这方面的前景如何？

　　冯：为何有些人会产生耐受现象，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但是肝移植病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至于他们是否还需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一些病人余生都不需要服用，一些人可能几年不需要服用。

　　现在的研究主要还是朝向免疫耐受，正常情况下因为器官是来自别人的，所以体内的免疫作用就会抵抗外来的器官，产生排斥反应。免疫耐受就是让病人的免疫系统不去抵抗外来的器官，而认为是自己的一部分，所以要想办法训练免疫系统“认识”外来物，这叫做诱导耐受。此外还有嵌合体耐受，移入肝脏中的淋巴细胞会游走迁移到人体内，被称为过路白细胞，这是引发排斥反应的重要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它会和原有的白细胞形成嵌合体，让受体本身和供体器官同时接受，实质上是患者体内同时存在可以相互识别的工体和受体的两套免疫细胞。不过目前只进行了一些基础研究，要真正实现无排斥移植，我觉得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并不容易成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