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过程几乎都是金亮在讲述自己的观点。

　　不论金亮是提问、请求还是指责，对方的回答基本都是“这个问题我们会记录下来向调查小组反映”。对方的态度一度让金亮难以接受，途中出现了几次短暂沉默。当对方提醒时间，希望他讲过的话不要再重复时，金亮有些冲动，说：“你们张先生打电话给我说廖总想跟我谈一谈，我大老远赶到香港后却什么都不跟我说。你说你们是营业部门不答复我问题，能答复我问题的人又不能见我，那让我来香港干什么？反正不管我说什么你们都是用同一句话回答，我就在这里说，你们愿意在这听就在这里听，不愿意就走吧。”

　　这样的会谈让金亮再一次感到失望。事后，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交涉过程中对方始终是这种态度。开始交涉后几个月，汤太太就被换掉了。后面负责的客户经理既不让他找到相关负责人，也不告诉他该怎么去投诉，一直是推诿、搪塞、拖延。哪怕问他们“请你告诉我，我是男是女？”他们的回复也只会是“这个问题我们会记录下来向调查小组反映”。

　　就连他要求汇丰提供确认交易时的电话录音，在提出大半年后，直到2008年11月3日才通知他电话录音找到，而此时合约已经执行结束，距离11月5日斩仓只差两天。更让他生气的是，汇丰提出，电话录音是其内部资料，无法提供拷贝，金亮每次都必须亲自到香港听取。

　　“为什么1000万的交易10分钟电话就能确定，而我的千万资产没有了，却没有一个人能当面回答我，寻找录音要大半年？”金亮还表示，他是通过私人渠道才好不容易联系上廖渌波的，在2008年11月做了两次当面投诉，并整理成书面投诉给了他，可2008年12月24日银行在答复中完全推卸掉所有的责任，直至今日也没有正面答复他提出的种种问题。

　　5月26日中午，金亮在麦当劳啃了一个汉堡，又匆匆来到位于国际金融中心55楼的香港金融管理局。他此前已经书面投诉，但两个月过去了仍未得到答复。他希望能面见工作人员投诉，但被拒绝，只能离去。

　　相比之下，赖建平和H女士声称，他们提出的要听电话录音等要求，至今未得到满足。H女士要求查看事发过程的账户明细也被银行拒绝。

　　为什么不选择诉讼？金亮说，在香港打官司是真正的有理无钱莫进来。如果诉讼，粗略估算需要三五年时间，耗费数百万港元，他已经无力负担。“他们就是一群穿西服的骗子无赖，而我是一个朴素的农民。”金亮自嘲，目前他只能选择农民式维权，即不断到香港金管局“上访”，不断和银行交涉。赖建平则表示，他的经济一度窘迫到买不起飞机票到香港，只能先坐火车到深圳，然后再去香港。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一些内地律师认为，如果真如投诉者所描述，那么银行在销售过程中确实存在重大误导甚至欺诈因素，委托理财的合同或者法律行为是可撤销的。不过，按照香港法律法规这些案件的可能诉讼结果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

　　“找律师太难了，内地就没有几个懂的。”已经进入诉讼阶段的H女士说，她的律师主要在香港聘请。而香港律师所擅长的领域非常细分，每找一个律师讲述案情就要交费，交了钱之后才能知道这个律师是否懂此类案件。就这样，她在香港跑了5家律师行交了很多咨询费才找到真正懂行的律师，案子还没有开庭花费就已以百万计。而这还只是应诉，如果去香港起诉，作为内地人还需要交纳高额的保证金等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