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的红包文化

　　对于大学毕业三年的何小姐来说，最怕的就是收到同学、朋友送来的“红色炸弹”，动辄成百上千的礼金对于月收入只有2000多元的何小姐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前段时间就有一个小学同学叫我参加她的婚礼，要知道自从小学毕业后，我们就没怎么联系过，明显是惦记着我的红包嘛。”为了躲避这些“红色炸弹”，何小姐不得不找各种理由拒绝参加朋友的婚礼，“还得担心谎言会不会被戳穿，感觉很累。”

　　红包，已经成为城市人不能承受之重。随着“80后”步入而立之年，一个新的结婚高峰期也正在到来，像何小姐这样的遭遇几乎人人都遇到过。有人就表示，尽管不堪其扰，但也得咬牙承受，毕竟这是一种民俗不能不遵守。

　　“我们现在对红包这一礼俗的认识已经与古代不同。”民俗专家李启鑫告诉记者，送红包是中华民族传统礼俗之一，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注重礼俗，因为这是一种重要的情感沟通方式。不同的是，古人希望通过红包传递的是礼尚往来的情感交流，看重的是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的互相抚慰。而在现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送红包已经衍变成一种普遍的交往原则，人为地把交往范围分成三六九等，必然会导致拜金交往和攀比，这样的“红包文化”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真义，若把这样的文化当做礼俗张扬下去，并无好处。

　　贺礼习俗既然如此不讨人喜欢，为何还是如此生生不息，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李启鑫说，对于很多新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原来只是送贺礼而没有机会“回收”，自己或子女结婚当然要请更多的客人以补偿过去的“投资”。

　　微妙的攀比心理

　　“我的一个朋友举行婚礼，仅婚庆一项就花了100多万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婚庆行业从业人员说，“都能买一套房了。”一场婚礼“含金量”如此之高，让人咋舌。

　　“假设有一百对新人，真正愿意不办婚礼的可能只有两三对，而真正有经济实力办顶级婚礼的可能也只有两三对，绝大部分的新人还是处于‘随大流’的状态。”从事婚庆行业的侯先生说。

　　侯先生给出的比例被很多婚纱摄影、婚庆等业内人士认可，并将其解读为“市场是比较理性的，体现的是宁波人务实的特质”。一面是“理性的市场”，另一面却是新人直呼“结不起婚”，强烈的反差究竟由何产生？

　　在侯先生看来，造成这种强烈反差的是新人在婚礼筹备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很微妙的攀比心理，“比如说你的同事在婚礼上有一个魔术表演，那么下次轮到你结婚，面对一样的领导和同事，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除了魔术表演之外，是否还得增加个其他助兴节目？价格就是这样在无形中被抬上去的。”

　　“婚礼上的跟拍，你要一个还是两个，需不需要再另外请摄像师；是请自己的朋友帮忙拍，还是特别请电视台或者专业的摄像师；需不需要司仪再另外带音控师，这些都是花钱的。”网友“鲤朵白”说，如果一味盯着别人选的是五星级酒店，请的是知名司仪，安排有演艺人员甚至明星助阵，那婚礼就像是一个无底洞，最重要的还是摆正自己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