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给本报寄来一位市级机关退休干部的信件，简要内容如下：

　　看了宁波晚报2011年4月26日第12版建党90周年《四明赞歌》中一篇《揭开浙东游击纵队兵工厂神秘面纱》的文章，使我想起十几年前工作时看到的一本由新四军军工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军事工业史资料》，因为其中有3篇记叙我父亲陈鸣治的文章，所以就把它复印保留下来，现在我已年逾古稀，放在我处也没有多少作用，故寄给新四军研究会诸同志参阅。

　　陈鸣治(1906—1990)，鄞州区古林镇百郎桥村人。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浙江商业专科学校，后来在梅园乡宝岩寺佛教孤儿院当小学教师，1942年3月由金如山(后来任新四军浙东纵队供给部政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7月由党组织决定调四明自卫总队任军需。据他的学生和战友邵一萍同志生前说：“那时候浙东纵队知识分子奇缺，部队又需要有文化、懂技术的同志充实到各军工单位。因为他文化水平相对比较高，对数理化特别钻研，办事认真、严谨，故组织上于1944年9月调他去研究战斗所需的弹药制造，任浙东纵队供给部修械所副主任，后又任军工股副股长。”从此，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一直从事部队的军械、弹药工作，直到离休。

　　他个性内向，不事张扬，从来不向子女谈及个人历史，所以我们作为子女对这3篇文章特别关注、珍重和保存。下边，就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军事工业史》记载有关陈鸣治的3篇文章。

　　一、《军工股副股长陈鸣治》

　　陈鸣治，又名陈庆章、陈书蕊、陈毅，浙江鄞县人，1906年生，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调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历任供给部修械所副主任、军工股副股长、榴弹厂厂长、北撤工人大队副队长等职。

　　他在浙纵担任一年多的军工领导期间，主管弹药生产，不仅在改进炸药、提高手榴弹威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还试制成功了雷汞，用于各种炮弹的底火和引信，使弹药生产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后来他又摸索用电影胶片为原料制作炮弹药包也获得成功，使炮弹射程大大增远。从此，军工厂具备了制造各种小型炮弹的条件和能力。他对发展浙纵的军工生产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二、《军工厂配药组的一些情况》

　　孙少林

　　1945年3月，我到四明山区陈天龙村军工厂参军，分配到榴弹厂弹药组工作。当时正值手榴弹自动爆炸事件的处理，因找不出自动爆炸的确切原因，只推测与“水雷炸药”有关，为保证炸药安全和不断提高炸药威力，故决定将装弹配药组分为装弹组和配药组。

　　我们在工厂的副主任陈鸣治同志亲自指导和带领下，对手榴弹炸药的配比成分进行调整，提高炸药爆炸威力进行探索。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效，使手榴弹的杀伤威力有所提高。

　　有一次前方战斗激烈，急需手榴弹，但我们配制手榴弹的原料硝铵没有了，大家都很焦急，虽然仓库里还有一批黄色炸药TNT可装手榴弹用，但TNT炸药必须有雷管才能引爆，制造雷管的雷汞水银又用完了。为了供上前方需要的手榴弹，陈鸣治同志进行虎口拔牙，从缴获敌人废手榴弹的雷管中刮剥雷汞。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陈鸣治同志不让我们插手，亲自动手日以继夜进行，夜晚他到野外月光下工作。在即将完成的最后时刻，终因疲劳、光亮不足和本人的近视，将一枚雷管刮爆炸了，陈鸣治同志因此负了伤，而他刮剥下来的雷汞却装了一批手榴弹。前方打了胜仗，在庆祝胜利的欢腾声中，我们不能不想到陈鸣治同志忘我的工作精神，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军工厂搬到陈溪口村后，军工生产局面有很大的发展，我们配药组也增加了一名民工，叫俞尧唐，从事粗重工作。在陈溪口共发生4起炸药事故。有两起是晒药时因温度过高，将炸药烧掉(一起是我晒烧，另一起是沈德章)，没有造成其他损失。另外两起是：

　　有一次我们配了一批炸药，由沈德章和俞尧唐两同志在石臼中捣拌，使炸药成分混合均匀，提高威力。沈德章同志见俞尧唐同志满头大汗，太累了，于是代替俞执杵，但因年小，力量不足，执杵不稳，使木杵和石臼边撞击发火，引起炸药燃烧。沈年轻灵活，迅速避开，背部尚有局部轻度烧伤。俞年大反应迟钝，加上旁边有风车阻挡不能避开，造成严重烧伤，送到小岭医院，当夜即牺牲。

　　还有一起是装弹间炸药爆炸，炸坏两间房屋，人员没有伤亡。这起爆炸事故的原因，当时是这样分析的：我们配药组送给装弹组的炸药，是刚晒好的一批，温度还相当高。我们送去时正值下班时间，弹药组组长冯新春同志很高兴地叫我们将炸药倒入一只酒坛内，然后他把当天未装完的剩余炸药倒回同一酒坛我们送去炸药的上面，盖好盖就下班了。这样，剩余炸药回潮，形成一个密闭的坛盖，我们送去炸药的热量不能向外散发，以散发热辐射原理，热聚集到一点，达到一定温度引起爆炸。好在夜班工人救火及时，很快将火扑灭，未波及附近的炸药库，装弹间当天装好的手榴弹也没有引起爆炸，这是不幸中的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