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十过家门而不入”

　　竺明程至今仍记得，母亲曾说：“你祖父是教私塾的，常给学生们讲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而你父亲是十过家门而不入，一心扑在农会上。”

　　１９２６年１月中旬，在中国宁波地委召开的中共宁波全地方第一次大会上，竺清旦被选为地委委员兼地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５月，赴广州参加第六届农讲所的学习，８月返回宁波。

　　当时，竺家已搬至宁波居住。竺清旦不但要参加和召开各种会议，起草一些报告，还要经常到鄞县、奉化、慈溪、镇海、余姚等地指导农运。那段时间，竺清旦忙得连洗澡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身上生了老白虱自己还不知道。不久，竺清旦被任命为江浙区委农委委员，后又任宁绍台农协办事处主任。

　　１９２７年３月下旬，余姚庵东农场发生重大变故。反动商团洗劫了盐民协会办事处，夺去了枪支，还掳走了一些干部的家属。竺清旦经组织批准，带着洪塘乡农民自卫军和上虞县工农纠察队赶往支援。激战４小时后，反动商团被打垮，有“洞里老虎”之称的反动头目黄春晓跳海而逃。

　　多年后，姚北的农民仍传颂着一首歌谣：“子弹咕咕叫，猛打黄春晓，竺清旦一声吼，‘洞里老虎’落海逃！”

　　１９２７年４月，宁波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多名中国宁波地委成员和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被捕，竺清旦等遭通缉的中共党员则按党组织要求，从余姚出发赶赴武汉。由于情况紧急，竺清旦直接从庵东六塘出发，没有回宁波家。不想这一走，竟成了他与家人、故土的永诀。

　　离家万里时刻牵挂儿女

　　１９２７年８月，竺清旦赴莫斯科学习。同样是这个８月，竺明程出生。竺明程原名竺劳生，是竺清旦最小的女儿。虽然写过大量纪念父亲的文章，也经常讲述父亲的故事，但她说，自己其实从未见过父亲。当年，父亲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所生小孩取名‘劳生’，以纪念先父劳苦一生的嗣续，纪念你我颠沛流离中所生。”

　　竺明程说，小时候，父亲对于自己，就是廖廖几张照片，就是母亲望穿了眼的家信，就是亲友和乡邻口中那些生动的片断，“父亲曾在信中告诫母亲，他干革命是头提在手里，随时随地都可能牺牲。他说，家人要自力更生谋生活。”

　　话虽如此，但竺清旦对家人的牵挂从未间断。那一封封家信，满载着一个丈夫和父亲深挚又无奈的爱。１９２８年１月，远在莫斯科的竺清旦在给妻子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天天想着，夜夜梦着，我仍是同你在一处……可是一觉醒来，却在几万里以外，能不令人酸心！”在不久后的一封信里，竺清旦告诉妻子，将以“不变不动”对“不怨不悔”（妻子卢湘卿在去信中说自己“不怨不悔”）。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竺清旦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学习，母女４人却没有盼来丈夫和父亲，竺清旦又去了新疆。由于当时新疆还没有建立党组织，他的生活和工作异常艰辛。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在给二女儿赛薇的回信中他说自己是“恨不得背上生两个翅膀，立刻飞回来”。

　　现存的１８封家信中的最后一封写于１９３３年１月，也是写给赛薇的，竺清旦决心“赚出一个盘费就回来”，然而已失去大女儿赛蓉的他并不知道，这个女儿不久也夭折了（１９３２年和１９３３年，竺明程的两个姐姐贫病交加，相继亡故）。

　　然而对于竺明程母女来说，最揪心的莫过于，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竺清旦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没了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