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之畔组诗社

　　五四运动带来了科学和民主的新声，也带来了新诗的崛起。给应修人影响最大的是提倡白话诗的写作。在19岁时，他就开始写新诗，在当时的进步刊物《少年中国》、《文学周报》、《诗》及《晨报副刊》上发表；并且十分关注诗坛中崭露头角的新作者。

　　1921年，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汪静之在《新潮》、《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新诗，引起了应修人的注意。他马上写了封很热情的信给汪静之，从此开始通信，结成诗友。汪静之与应修人通信后，便介绍当时晨光文学社的社友潘漠华、冯雪峰与应修人认识。

　　1922年3月，应修人为了会晤诗友，请假一星期，从上海前来杭州与3位诗友见面。汪静之把他准备付印的《蕙的风》底稿给应修人看，潘漠华、冯雪峰也把各自的诗稿拿给应修人看。应修人看后，提议4人合出诗集，得到漠华和雪峰的赞成。于是由应修人着手编选，到4月3日辑成一册4人合集，题名《湖畔》。翌日，又在应修人的动议下成立了湖畔诗社。

　　5月上旬，《湖畔》出版了。诗集中收入的61首诗中，应修人有22首，潘漠华16首，冯雪峰17首，汪静之6首。这些诗有一个共同点，都带着些清新和缠绵的风格，因此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喜爱。当时还是学生、后来成为文艺理论家的胡风曾盛赞《湖畔》诗集“教给我被‘五四’唤醒了‘自我’的青年人的感觉，救出了我被周围的生活围住了的心情”。许多著名的作家如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都称赞《湖畔》有特色，写信向他们祝贺，鼓励他们继续为新诗努力。朱自清也写了评论文章。广大读者的支持，著名作家的鼓励，使年轻的湖畔诗人更加热心于新诗的创作。

　　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湖畔诗社的社友们都投入到伟大的反帝爱国的斗争行列。历时3年多的湖畔诗社到此遂停止活动。湖畔诗社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团体、一个新诗流派，它的许多诗篇反映了为五四的浪潮所唤醒的青年对甜美的生活和梦的追求，包含着鲜明的反封建意义。应修人作为湖畔诗社的发起者、组织者，以及他前期充满反封建的呼声、后期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意识的诗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增添了一页新篇章。

　　徒手搏斗英勇牺牲

　　1926年底，应修人受党派遣到广州黄埔军校工作，期间，因工作需要，认识了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认真聆听了鲁迅的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应修人离开广州，不久便去苏联学习。他努力学习语言，学习马列主义，还与温柔多情、热爱诗歌的曾岚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两人于1928年在苏联结婚。

　　1930年，应修人夫妇回到上海，在中央军委秘书处地下油印机关工作。他们的工作，不单单是油印，还要把印好的东西折得小小的，藏放在日用品里。有时把洗衣服用的肥皂挖空后，将油印品塞进去，再用肥皂补好，看上去仍然是一条很好的肥皂，不过分量上要轻一些；雪花膏瓶子里也好放，但只能放极薄的一两张。除了油印外，他们还搞密写，用浓粥汤写在白被单上，等写好的字干了，熨熨平，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裱心纸上也可以密写，字干了烫烫平，仍旧是一刀很整齐的纸。带到苏区后，用明矾水一浸，字就出来了。密写的事由曾岚负责。

　　几个月后，应修人调到临时中央组织部工作，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忙碌的工作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重新拿起笔，废寝忘食地创作，写了童话故事《旗帜的故事》、《金宝塔和银宝塔》，歌颂红军，歌颂苏区人民。

　　1931年，应修人又调到临时中央担任财务工作。他以古董商身份出现，他的家也成了地下工作据点，当时，周恩来就经常到他家彻夜不眠地工作。1932年，应修人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主编《大中报》，他还参加沪东区工人运动，漏夜撰写传单。1933年5月14日，他化名丁九，去昆山路丁玲处联系工作，遭遇埋伏的特务。因拒捕，徒手与敌人展开搏斗，最终因寡不敌众从四楼屋顶阳台上坠楼牺牲。

　　记者手记

　　修身以利人

　　应修人烈士原名麟德，为什么他会自己改名修人，从开始这次采访前，我想我还是比较迷茫的。

　　渐渐得知，他小时候建议母亲为穷困的亲戚去扯匹新布，给亲戚重做一床新被子；创建起图书馆后，以身作则号召成员们自己从收入中每月拿出钱来做经费，无偿出借图书；办起了湖畔诗社，又自筹资金出版诗集；哪怕在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笼罩的极度危险时期，自己留在最后撤离；直到光荣牺牲的那一天，他还是把最危险的任务留给了自己。

　　修身以为人、修身以利人，在五四运动之后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从小修习、锻炼的人生目标和理想究竟是什么，于是改了名，让自己的名字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忘记的奋斗目标。在这次采访之后，我也终于明白了他这一次改名的真正缘由：修身岂为名传世，作事惟思利及人。

　　这不但是修人烈士一生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真实写照，也是所有如彼一般为伟大的祖国、为伟大的事业奉献毕生的每一位斗士的人生目标。

　　宁波晚报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包和平 吴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