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军讲梅园石史话：宁波工匠与日本国宝

　　梅园石的开采与应用

　　距宁波城西约20公里处，四明山支脉锡山与梅园山静静坐立。两山山脚下有一座古村，叫梅园村。梅园得名于汉代高士梅福。当年梅福从江西入浙，攀过四明山，小住梅园。

　　梅园村现有梅锡、梅溪等十个不到的自然村落，沿山脚散开，南北相距不过两公里。梅园石就产于这片狭小的区域。

　　四明山方圆八百里，石有花岗岩、石灰岩质，更多的是砂砾沉积岩和凝灰岩，梅园石属火山砾凝灰岩。其优美的色泽，甚是符合它名字中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画境诗意。

　　梅园村位于鄞西古镇鄞江镇。甬江支流鄞江穿过古镇、通海而去。唐大和七年(公元833年)，鄞县令王元暐为根治水患，率众在鄞江上修筑它山堰。从此，鄞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宕开采史。鄞江古称小溪，王元暐在小溪开采的筑堰之石，后世称为“小溪石”，广泛应用。小溪石为火山碎屑岩，颜色酱红，难觅大石料，大多凿成长条石、方石板之类，作为宅第、桥梁、道路等建筑用材。

　　古代采石场书面语叫“石宕”，而宁波俚俗的叫法称“塘”、“石塘”、“塘山”。塘山是以山体为采石场地，最终把整座山采为平地。如果继续向地表以下采进，就转化为塘了。塘山开采成本和难度相对较低，而塘是向下掘进，采出的石料要向地面输送，难度和成本就较大。但从石料材质上看，塘远胜于塘山。

　　华兴塘是梅园现知一口最古老的塘，也即最早的梅园石开采地。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没有人知道华兴塘的开凿年代。

　　古代梅园石的开采，异常辛苦。工人们凭锤凿采石，采出的石头用手推车和扁担搬运到地面。黄宗羲在《四明山志》中说：“东浙碑材，不能得太湖石，次之梅园。质颇近腻。今石孔久闭，佳者亦不易求矣。”看来，梅园石的开采在清代早期已被限制。

　　当年，住在宁波的英国传教士戈柏为何不到梅园采石场，而是去大隐，答案似乎可以从这本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编写的《小溪志》中得知。《小溪志》收录了当年宁波知府胡为和鄞县知县徐为的禁令，永禁在锡山、梅园山采打石料。而严禁在此采石的原因，竟是因锡山、梅园山为宁波城的主护脉，在此采石，破坏风脉，将导致灾害。可见当年梅园石石场在被限被禁之间，虽也有开采，但想必规模不大。所以戈柏要去名声更大的大隐石场了。自唐宋以来的梅园石开采史，到清末已经式微。

　　今天，小溪石开采业已近衰落，而梅园石还有一定规模的开采。锡山、梅园山距小溪往北五里。大约在小溪石大规模开采的同时，这一带也开始了石宕开采。虽距离小溪不远，但这一带开采的石料与小溪石明显不同，后世称为“梅园石”。梅园石往往是整体大石料，石质细腻，硬度适中，色泽淡红，素雅美观，极适宜大型工艺雕刻。

　　梅园石与“南宋石刻”艺术

　　宋代建筑保国寺大殿前，有一尊唐代石经幢，它原为慈城普济寺旧物。这尊石经幢精美秀丽，风雨千年，磨蚀不去它当年的风采，它便是梅园石所雕。

　　这尊唐朝的石经幢，似乎拉开了梅园石华丽上场的序幕。到了数百年后的南宋，梅园石雕刻登上了巅峰，在宁波乃至中国的石刻艺术史上留下“南宋石刻”这一皇皇大作。

　　南宋建都临安(杭州)。由于想恢复中原，帝王死后仅作临时性的“厝葬”，未设神道石刻，南宋皇陵成为历代帝王陵墓前石刻的空白。起于汉唐的辉煌的陵墓石刻艺术，至此似乎断裂不见了。

　　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距离杭州百余公里的宁波城外，有了惊人发现：多达20余处、200多件的南宋墓道石刻，伫立于田野荒草之中，散落在山峦湖畔之间。这些南宋石刻群，是中国仅存的南宋墓道石刻艺术珍品，它填补了南宋墓道石刻的空白，弥合了断裂了的中国石刻艺术史。而这些南宋石刻精品，多是用梅园石所雕。

　　南宋建都临安，明州(宁波)成为京畿之地(国都周围的地方)。整个南宋时期，众多宁波籍士大夫供职于京城，形成了“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的场面。鄞县史氏家族成为南宋最显赫的名门望族，民间有“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之说。他们死后多葬于家乡东钱湖畔，墓前便出现宏大精美的墓道石刻。这些八九百年前的文臣武将栩栩如生，或谦恭自若，或威严端庄，刀法洗练，细节精致。在古代能工巧匠的手下，这种精微与巨大和谐一体的石刻精品，将梅园石的特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