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王生康的遗体被抬上车的那一刻,王坚敏有些恍惚,她下意识地去拉父亲的手,真的就这样了吗?有人提醒她说,即便填过了申请表,家属临时反悔也是可以的,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就这样吧!”
5年前,父亲决定捐献遗体的时候,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顶着压力去签字的,就是王坚敏。
她没上过学,不太懂那些大道理,但是父亲说了:“我就这么一个心愿,如果你不满足我,我到了那边也会很难过的。”她不想让父亲难过。
去年6月,一向耳聪目明的王生康发现自己眼睛开始花了,可能知道大限将至,怕女儿记不住,又给家人留了封遗书,薄薄一页纸,交待了所有身后事:“丧事简办,不留骨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做到‘四个不’———1.不念经,勿做佛事;2.不办粳饭;3.不点油灯;4.不烧锡人经物。”
老爷子是寿终正寝,3月16日因为气管不适去余姚住院,两天后突然去世。
由于之前留下的“四个不”,3月18日,王坚敏处理完后事回到家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冷清。
父亲的房间还是两天前匆忙离开时的模样:墙上贴着宁波日报“画说红军”的版面。
书橱前两天刚整理过,整整齐齐地码着关于党史和四明山革命史的书,他在医院里还特别嘱咐不要动这些书。
同样被要求妥善保存的还有抽屉里那些抗战纪念章;印着工农兵插图的塑皮笔记本倒扣在书桌上,老爷子最后的日子里一直在整理“我的经历”、“我最难忘的日子”。
“1942年10月在余姚陆埠参加三五支队打游击,后改为浙东游击纵队……”
“1943年11月入党,部队开到翁岩住下来休息整吨(顿)时,中队长找我去后山谈话……”
听儿子念着外公的笔记时,王坚敏的眼泪再一次涌上来:父亲从这里出发,却没有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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