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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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瑞芳,1942年出生在山东省青州市,现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人大常委。主要著作有:《天眼》、《感受四季》、《野狐禅》、《女人和嫉妒》、《漏泄春光有柳条》、《蒲松龄评传》、《聊斋志异创作论》、《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被誉为“教授作家”。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马瑞芳说聊斋》。
10月26日,她在宁波图书馆“天一讲堂”作题为《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的讲座。
□记者 陈晓旻
记者:请您对《金瓶梅》和《红楼梦》作一个简单的评价。
马瑞芳:明代有四大奇书:历史演义《三国演义》,充满传奇的《水浒传》,神魔斗法的《西游记》,还有就是描述市井生活的《金瓶梅》。到了清代,《红楼梦》取代了《金瓶梅》的位置,从此这四部新的奇书也就成了中国的四大名著。
可以说,《金瓶梅》开创了世情小说的先河,文学成就很高。过去称它为“黄书”,因为它在一些方面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但是我对它的定位是“史书”。就驾驭人物的语言来说,《金瓶梅》生猛鲜活的程度,《红楼梦》似乎还差了几分。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偏爱《红楼梦》,其作者对世间不平的深度焦虑和力主“世法平等”的人文关怀,令我深深共鸣。中国文人喜欢《西厢记》那样花娇月媚般的文字,红楼梦在一些方面继承了《金瓶梅》,同时也把中国古代小说最优美的部分集中起来,诗、词、文、赋、文化、建筑、饮食应有尽有,旅美学者夏志清曾经说,“中国如果没有《红楼梦》,将无法面对西方学者”,这样一部没有完成的小说,描写了400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这是世界文学的奇迹。《红楼梦》把一个最有意思的爱情故事放在最有特点的家庭里面,毫无疑问是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
记者:《金瓶梅》是《红楼梦》之祖,没有《金瓶梅》就产生不了《红楼梦》,可以这样说吗?
马瑞芳:《金瓶梅》早于《红楼梦》约200年,《红楼梦》的作者显然深受《金瓶梅》的影响。就文学成就而言,它们都具罕见的高度。《金瓶梅》是晚明的真实历史形象的再现,是一部了不起的世情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超越传统的艺术革新精神,让当今的作家为之赞叹,为之震惊。《金瓶梅》中有以前的作品里所不能达到的新东西,是传统文化历史转型期之巨著。美国学者海托华认为:“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世情小说是一个独特的品种,比起志怪、侠义、传奇和神魔小说来,它出现最晚,却一下子打破了小说的传统写法。在中国古代的世情小说中,以《金瓶梅》为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而《红楼梦》被视为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演示着世情小说的流变与发展。
我们常说,论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没有在《红楼梦》之前出现的一系列世情小说的铺垫,也许就不会有《红楼梦》艺术上的一峰突起。
记者:每一位作者在写书的过程当中,都跟他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关系。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是清代的中晚期,他看到了这个时代衰败的迹象,所以他写家族的衰败。而《金瓶梅》成书是在明代,是商品经济刚刚开始发展的时代背景,他写了一个家族的繁荣,两者有必然的关联吗?
马瑞芳:其实两者很相似,《红楼梦》开始写的也是繁华一时,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出殡,那是何等的阵势,人山一样的送葬队伍。我曾经统计过,宁国府当时参加丧事的仆人将近两百人,再加上贴身服侍的,有几百人。再看荣国府,贾宝玉身边有多少个服务人员?32名。贾宝玉有16个丫鬟、小厮、跟班,还有妈妈婆婆加在一块儿32个人为他服务。当时是极盛的,特别是元妃归省时。但是渐渐地走向衰落了,特别是到了查抄大观园,以及那前后太监们来敲诈,王熙凤叫苦,这些事逐渐写衰。两本书的发展基本还是相似的。但是我们的印象可能是《红楼梦》败得更惨,而《金瓶梅》这个收尾收得比较匆忙。
明代万历年间,是开始由盛而衰的,万历皇帝是不问朝政的。当然有的人认为是嘉定年。因为兰陵笑笑生的生平现在还弄不清楚,所以是什么影响了他的写作,现在很难明白。而曹雪芹我们知道,他确实是家里面从盛而衰,经过了抄家,最后贾府败落。但遗憾的是,曹雪芹的后三十回没有传下来。
记者:《金瓶梅》在您的解读下变成了一部有趣的书。从人性的角度,它带给我们怎样的借鉴?
马瑞芳:《金瓶梅》是中国版的《恶之花》。至今还没见有人把《金瓶梅》当做很有趣的书来研究。古代小说高雅文学当然是《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大众文学则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金瓶梅》可作为有一定文化修养、有一定人生阅历的人看的书。
《金瓶梅》写色情是为了写一个人覆灭的过程。西门庆先与官场勾结,后进入官场,很有手段。《金瓶梅》很难得的贡献,就是对社会底层人物活灵活现的描写。
记者:《红楼梦》里有很多宁波的影子,不知道您认同吗?比如《红楼梦》中有宁波的原型代表,其中宁波知府李煦是荣宁两府的原型代表人物。他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上任宁波知府。
马瑞芳:具体的我没有研究过。但是我相信《红楼梦》里有宁波的影子,有一些与宁波有关的东西。当时的宁波经济很发达,有通商口岸,你说的宁波知府李煦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上任,那年30岁。而我们通过对曹雪芹的研究,他的高祖是从戎入关的,就是跟着多尔衮打进北京的。他的祖父曹寅是康熙皇帝的伙伴,他的祖母是康熙皇帝的保姆,这个保姆是有点像幼儿教师的意思。所以康熙皇帝非常信任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把他放在南京做江宁织造,管理给皇室提供龙袍、纺织品的事情。还要写密折,要向皇帝报告这里的官情、民情,特别受信任。
所以,两家在时间上是同时的,地域上有关联,望族之间的来往很有可能。我倒是认为王熙凤家与宁波的关系可能性更大,因为王家是金陵管通商的官员,而宁波正是通常口岸。还有《红楼梦》里有王熙凤搓麻将的情节,麻将是宁波人发明的,在宁波也一向很盛行。
记者:《聊斋志异》也是您专门研究的一本小说,您曾经说《聊斋志异》的构思模式对莫言小说的影响很大?
马瑞芳: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称自己是“讲故事的人”,深受故乡讲故事前辈蒲松龄的影响,“我是他的传人”。莫言的诺奖致词讲了几个故事,最后一个故事的范本是《聊斋志异》中真实历史人物传奇《孙必振》。
《聊斋志异》构思模式对莫言小说的影响更是随处可见。《生死疲劳》堪称莫言小说扛鼎之作,其轮回转世和人兽交替、亦人亦兽创作手法,明显受《聊斋志异》的影响。《聊斋志异》有多个轮回转世故事。《三生》写一作恶多端者被阎王先后罚做马、狗、蛇。轮回为畜类后仍保持人的思维,马、狗、蛇都惦记如何恢复人身。
记者:您对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形象好像有深入的研究?
马瑞芳:《聊斋志异》当中有83篇故事都是描写狐狸精的。蒲松龄笔下呈现的狐狸精形象,与人们心目中的狐狸精迥然不同。她们不仅美丽迷人、智谋过人,还具有侠义心肠,肝胆照人,有些甚至具有很强的独立意识。这些才智过人的狐狸精都是些公关好手,也是些处理难题的好手。她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人间,嫁给书生。婴宁是美妾,娇娜是知己,而恒娘则是教女人怎么利用自身魅力来掌控男人。她们在男人失意的时候陪伴男人,在男人有危难的时候解救男人,又有独立意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聊斋志异》继承的是中国的男性意识和男权意识。
记者:您的创作被评论界称为“教授文学”,您也因此拥有了“教授作家”的美誉。写作和研究两者的关系如何?
马瑞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除了教学和文学研究之外,我还写了一批散文和小说,题材主要是校园文学。我写的第一篇关于留学生的散文叫《面对外国青年的眼睛》,首先在天津《散文》月刊发表。
当时,我给一些留学生上课,看到了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生活的一些变化,牵涉到中外文化交流、大学里人的追求等问题,散文是容纳不了的,只能用小说的形式来写。写得很严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上海的文学报,甚至云南日报都争相刊载。当时评论家陈荒煤说,他读了《蓝眼睛黑眼睛》,认为是继承了《红楼梦》的传统。所以,可以说我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是通过小说的形式引起人们关注的,写作和研究对我来说当然是相互关联的。后来又写了《天眼》、《感受四季》两部长篇小说。三部小说都得了奖,引起较多关注。
记者:您最新的研究工作是什么呢?
马瑞芳:正在写《蒲松龄传》,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有关部门启动了“100个作家写古代100个作家的活动”,我的任务是写蒲松龄。其实,早在1986年,我就写过18万字的《蒲松龄评传》,后来又写过《聊斋志异创作论》、《神鬼狐妖的世界:聊斋人物论》等。相比于以前的研究,这次我吸收了新时期很多对《聊斋志异》研究的新发现、新材料。从写法上,我会更加散文化、艺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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