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从业8年的医生转行做律师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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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心几度彷徨 转行寻找答案

　　当然，医生不可能不犯错，任立峰也不例外。印象最深的那一次，他虽然没被患者追究，但至今还深感内疚。

　　那一年他刚评上主治医师，给一个老太太做手术。患者因为睫毛方向长反了，出现流泪难受、睁不开眼的状况。很简单的手术，清理掉长乱的睫毛就行了。最后一步，他拿过助手递过来的电解笔去收缩毛孔。电解笔平时在刺激性很强的消毒水中泡着，要冲洗后才可以使用，可那一天助手偏偏忘了冲洗。

　　术后1个小时，患者就说眼睛痛得厉害，但是查不出原因，以为是麻药过敏，第二天一早查房，她眼睛已经肿得和鸽子蛋一样了。老太太说晚上痛得睡不着觉，坐了一夜。更糟糕的是，情况还在恶化，角膜开始发黑，红肿，他慌了神。

　　主任过来，一眼就看出原因，类似的情况主任10年前也遇到过一次。

　　任立峰不敢和患者说实话，只是含糊地说：“手术比较复杂，估计恢复的时间要长一些，你有啥要求就尽管提。”

　　那段时间，任立峰每天要去问诊四五次，老太太也很感动。她说：“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好了，我相信你们的。”70多岁的老人，痛得夜夜难眠，却毫无怨言，家属天天来，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件事一直在任立峰心里压着：“每每想起来都觉得心里堵着，如果做手术的是我妈，早就去理论了。”

　　老太太为此多住了一个多月院，日后过来看别的病，还特意来看他，说他是好医生，还问他有没有女朋友，想把邻家女孩介绍给他。

　　任立峰说，他感激那个老人一辈子。即便受过不少委屈，但他依然坚信多数患者都是善良的，通情达理的。

　　只是，他绕不开心里那个疑问：如果老太太家属闹一闹，说不定也能拿到一些赔偿。说到底，还是老实人吃亏。这个社会，到底是鼓励我们做老实人，还是做恶人？

　　也许法律可以回答，这也是他后来选择做律师的其中一个原因。

　　2009年，任立峰开始准备司法考试。

　　整整2年，没有超过3天的长假，根本不可能参加补习班，见缝插针地看书，个中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

　　“周二和周四是常规手术日，周一和周三要坐门诊收病人，每周至少4个晚上不敢超过10点睡觉。其他的时间，往死里看。”

　　5年的寒窗苦读，8年的执业生涯，统统放弃，一切推倒重来。家里没有一个人同意，父母说，主治医师都评上了，还折腾什么，过两年就能看专家门诊了，说出去我们脸上也有光；老婆说，安分点不好吗，家里有人生病，你在医院也方便，你咋就不替我们想想呢？

　　“可是谁又能理解我呢？”任立峰一声长叹。

　　改行不是因为受到具体哪件事的刺激，他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纠结中，心累了。

　　比如，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写病例。这活看起来很没技术含量，却可能是医生生涯的终结书。以备将来万一打官司，你要认真推敲每一个字，争取万无一失。这和他当时作为医生在旗帜下的誓言差距太大，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现在却变成了保护自己；有的医生为了不被医患官司纠缠，会给病人最保守的医嘱。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到离开那一年，他的基本工资是1400元。当时专家门诊主任医师的诊疗费才7元，副主任5元，而医院对面的一家牛肉面店，一碗面也要几十元。

　　而时不时发生的医患纠纷，更是考验着每个医生脆弱的神经。

　　说到底，人人都以为进医院是消费，花钱买命，买医生服务。花了钱，特别花了自己的钱，病就该看好。也许在某些人眼里，医生和每小时68元的足底按摩师没什么区别。

　　既然提供不了百分百满意的服务，那就走吧，“不想做足底按摩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