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座村庄 钱家村今年完成拆迁安置

董事长的压力

梁景春今年５７岁，他当钱家村的村长已有９年。钱家村变为股份经济合作社后，他的身份也由原来的村长变成了合作社的董事长。

自从拆迁后，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梁景春压力最大的时候。“去年钱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一共拿出了２７００多万元分红，平均到每个人，以十级股东为例，每人大概可分到２．６万元。”

“这笔钱和往年相比，不算多，但也绝不少，钱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资金利息，加上土地和房屋的租金收益，去年的总收入为９００多万元，分红实际已大大超过了资产的增值率。”

“虽然收不抵支，可未必所有社员满意。去年上王村经济合作社每个人分到了４．８万元，滕园村和宝桥金村也有４．３万元，大家的眼睛肯定在比在看，背后免不了议论。”

无法像其他村保持那么高的分红金额，梁景春和董事会是有想法的。“拆迁安置毕竟花的是‘子孙钱’，我们还希望整个村经济体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如果按照每人每年４万多元的速度分红，要不了１０年村经济合作社的钱就会分光。分完了，子孙们怎么办？”

但并非每个人都这么想。尤其是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希望在有生之年将利益最大化。虽然没有人当面跟梁景春提这些问题，但梁景春和董事会成员还是多多少少体会到了压力。这直接导致了梁景春的想法在今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去年采访梁景春时，他还迫切地希望能把钱家村保留的一块１８．４亩地，建成一个大型商业中心出租，但今年他反复权衡后，最终倾向于采取合作方式开发或是出售。“主要是每年的分红压力太大了。”梁景春说，“不过到底怎么办，最后还要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表决才能最后确定。”

“对村里人，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尽量维持一种平衡，希望前面的分红，社员都觉得还过得去，几年后，也不会被社员们埋怨不会过日子。”梁景春说。

老人的遗嘱

探访那天下午，梁景春要去一名老人家里做遗嘱见证人。老人病重多日，为了避免身后家庭因为财产发生纷争，想通过遗嘱公证的方式，明确继承问题。

梁景春说，去年村里有好多老人都偷偷进行了遗嘱公证，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拆迁后，钱家村的老人手里少则一套房子，多的有两三套，此外每个月还有安置过渡费、社保或是劳保以及经济合作社股东权益，比起普通的农村老人，日子更富余，对家庭生活也更有发言权。

可是如果家庭不和睦，烦恼也随之而来。“比如，村里有些年轻人不好好找工作，迷上了赌博、吸毒，拆迁来的钱财很快就挥霍一空，回头还要找老人要。老人不给，家里要闹得鸡犬不宁，给了，又担心其他子女心中有想法。”因此钱家村越来越多的老人通过遗嘱公证来解决继承问题，公证时也不想让子女知道，打算等百年之后才拿出来。

“去年合作社还有１笔分红冻着，没敢发出去，就是股东家里的继承问题没有处理好。村里也调解了好几次，都没调下来，恐怕得所有人都在协议上签完字，合作社才会根据协议放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