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耆之子沙天行访谈：寻找父亲生命的履痕

　　这次展出的作品主要是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沙耆油画、素描、水彩作品72件(组)，基本为沙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还有我收藏的几幅父亲的油画、笔记作品汇集展出，不仅代表了他早年的创作面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于深入研究20世纪早期的中国油画也有着重要的学术、文献意义。

　　浙江省博物馆的作品是1946年父亲回国时带回的，当时他知道自己文字的表达有障碍，因为已经在国外得了精神疾病，国内对他有很多误解，他为了表达和证明自己，在回国的时候把自己在比利时创作的几百幅作品装在几个大箱里带回来，准备回上海开一次个人画展，但由于内战再起，那次画展未能如愿。这批画作大部分留在了沙孟海先生家里，少部分带到了沙村。据沙孟海先生回忆，我父亲留在他那里的这批画，有几百幅，他在文革前陆续抽空整理出“一些自认为比较完整的”百十来幅画，在1960年，以我祖母的名义捐赠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转藏浙江省博物馆。文革期间，沙孟海先生家被抄，父亲寄放在他家的更多尚未来得及整理的作品，连同沙孟海先生自己的一些字画藏品，一起被造反派付之一炬。沙孟海先生说：“没来得及整理的画，有的高及天花板，全放在马路上烧了，一直烧到晚上，真可惜呀！”

　　我收藏的那三幅画也很有故事。其中一幅《白菊花》是父亲刚回到中国的时候送给四伯伯的，也就是沙孟海的四弟。1946年父亲刚回国的时候就住在四伯伯家，回到上海那天因为没有看到我和母亲，同时知道了上海的战争环境无法举行画展，当天晚上他的疾病就发作了，吵闹得很厉害，把东西敲得很响。后来他送了这幅画给四伯伯。四伯伯在晚年的时候又把这幅作品送给了我留作纪念。还有两幅是父亲一直带在身边的，应该是他很珍惜的，也是很有故事的。一幅是《比利时女人》，另一幅是《比利时风景》，都是小幅作品，后来法国的朋友告诉我，同样的风景但是大幅尺寸的他在比利时的博物馆看到过。我知道父亲当年把自己喜欢的或者已经卖掉或者过于大幅不便带回的一些作品重新画成小幅的带了回来，同样内容不同尺幅的精品之作后来也发现过几幅。

　　记者：这些年您正在致力于整理您父亲的资料，寻找和收藏这些东西一定充满曲折，有很多故事，给我们讲讲好吗？

　　沙天行：我退休后主要工作就是寻找父亲的足迹，这些都是父亲生命的履痕，特别是国外的那段历史和文革时期的那段日子，父亲的第一手资料有很多空白，我希望能够找回来。特别是每次做画展的时候，我们总想做得全面，但是有时缺国外的那段经历或者某个阶段的内容就会不完整，甚至可能连写前言都会困难，所以收集沙耆的资料就是为了给研究提供第一手的证据。

　　十多年前，大概2000年6月，我正和台湾卡门艺术中心总经理林辰阳先生合作，出版《沙耆画集》、筹办《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在上海一家天馨艺术顾问公司发现一批我父亲的资料。当我匆匆赶去那家公司，看到那么多私人文件，着实使我吃惊不小。那是一本铅画纸速写本，里面贴满了我父亲的私人文件：有徐悲鸿、吴作人先生写给他的信；有我母亲写给他的信；甚至有我刚出生一个月的时候母亲抱着我的照片；有祖父病重时要父亲立即回国的电报；有父亲发病住医院的病历；有他画展作品的目录和售画价格的记录；有屡次画展的介绍、评论；更有当时朋友来往的信函、便签、照片；甚至还有后来的比利时国王、当年的少年阿尔拜王子的照片等等。据天馨公司总经理石建邦先生介绍，这些东西是南京一位姓王的字画艺术品公司老板，在南京夫子庙地摊上收来的，他不知道沙耆为何人，但知道徐悲鸿、吴作人。于是找到天馨公司来鉴定。我和台湾林先生二人最后把这批资料买了下来。林先生根据这些资料提供的线索，再加上我手头原有的资料，一并委托一位在比利时定居的台湾作家郭凤西女士去寻访我父亲60年前的足迹。郭女士从比利时皇家美院档案资料查起，又寻找当年我父亲的朋友，竟然还找到几位健在的我父亲年轻时的熟人。特别是找到当年为我父亲写过许多画评的史蒂凡先生和华人化学工程师黄瑞章先生(都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遗憾的是二位老人已于近几年谢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