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耆之子沙天行访谈：寻找父亲生命的履痕

　　1944年在盟军反攻胜利击退德军占领后，布鲁塞尔市为庆祝重获自由的伟大胜利，各报遍印各胜利国国旗。当时由于中国外交人员尚未到达，竟悬挂有伪“满洲国”的“国旗”。父亲见状十分气愤，即亲绘中国国旗送往当地《比京晚报》，该报即正式具函致谢。1945年10月10日，在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中国国庆日，他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以示庆贺，将所画“雄狮”一幅，以驻比大使馆和旅比侨胞名义献赠祖国。《比京晚报》评论：“此画足增中国光荣，在此展出尤足体现中比两国的友谊”。

　　所以，我认为在当年父亲不只是一个留学生，这个年纪轻轻就扬名海外的中国人，更起到了一个文化使者的作用，并以自己的努力和才识、自己的赤诚之心赢得了外国人的尊重。

　　记者：其实您刚出生时父亲就在比利时留学，小时候听母亲和其他人提到的父亲是什么印象？

　　沙天行：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比利时留学了。小时候，我在家乡小学读书，大人们讲父亲很早去外国留学了，很快成名了，有钱了，有女人了，不要我们了……因为这些，我常常被小伙伴看不起。所以我一直想要弄清楚这一切是不是真的。为什么父亲成名了有钱了不给家里寄钱呢？后来我在资料中看到，当时他作品的价格相当于国外一个中学教员一个月的工资，这已经是很好的价格了，而且几乎每次都会卖光。后来我通过更多的资料了解到，其实父亲实际上并没有拿到那么多钱，甚至有时很贫困，因为有的画廊条件十分苛刻，每每结账时到他手里已所剩无几。他总有一种被欺侮的感觉。因此，还与画廊老板吵过架、动过手，打过官司。自然最后又是以他的失败而告终。当中也有由于逻辑思维混乱的关系而导致经常吃亏。

　　对于我父亲经济窘困的压力，可以从当年徐悲鸿先生给他的信中窥豹一斑。从信中可以看出，父亲当时向徐先生要求申请留学补助，所以徐先生才回了这么一封信：“……写了一封信给朱家骅部长，向他要你们省的补助，但考虑到现在形势，我不认为有好结果。靠自己努力把经济搞上去，不要想别的了，你家人还要靠你呢……努力！努力！再努力！我对你满怀希望”。徐先生的这些话，我料想对父亲这样一个要体面地回家的人所带来的压力是不小的。另一个方面，那时祖国正陷入惨烈的抗日战争，妻儿父母正在逃难，同学纷纷回国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至此，我完全理解了父亲当年没有回来的理由，也明白了他最后迫不及待地回来的原因。

　　记者：您刚才谈到一个话题：父亲的逻辑思维混乱，这种精神疾病对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

　　沙天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精神病画家从事艺术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事实是父亲早年在欧洲，就是因为精神疾病复发才由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安排他回国的。解放后为此住过二次精神病院，都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这毋庸置疑。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精神病人，不是“疯子”，就是“呆子”，以至怀疑他晚年的画是不是精神病人的涂鸦。这是一个医学认知的“误区”。人们一般不了解精神分裂者的个体差异会是如此巨大。现代医学认为，精神分裂症大致可分为思维分裂、情感分裂、行为分裂等。但具体到每一个体，就有千差万别。医生诊断父亲的“精神疾病”，属于思维中的逻辑思维混乱，其他方面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医生曾指着他写的文字和绘画说：你只需看他的文字，和他交谈，就可很容易断定他逻辑思维混乱(前言不搭后语)。因为语言和文字是通过逻辑思维组织起来的。再看他的画，不但反映他感情丰富、内涵复杂，而且形象思维清晰。还有他生活能自理，行为能自控，这些方面与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也许正由于他在逻辑思维能力的缺陷，更促使他在形象思维能力的提升，加上他的勤奋和绘画才能，因而达到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高度。

　　对此，中国美院教授、著名艺术理术家范景中先生在《沙耆油画作品集》的“序”中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在理解一个有精神疾病的艺术家的绘画何以不同于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涂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梵高的告诫：不要以为我故意拼命工作，使自己进入一种发狂的状态。相反，请记住，我被一个微妙的色彩平衡所吸引。这一告诫正是艺术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声音，离开了这一点，我们的文明就会黯然失色……要想深入地了解他的精神世界，最好去看他的作品———那是由一系列杰作构成的艺术家的思想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