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遇到的不理解让她无奈

　　但更痛心的是错过了捐赠机会

　　护理工作接触的是重生，协调员要面对的则是死亡。从那时起，章娉开始了两种极端撕扯的生活。她最先学会的，是如何去处理自己的无助和无奈。

　　不久前，她去和一位符合捐献条件的患者家属接触。当她小心翼翼地询问患者家属是否需要帮助时，敏感的家属暴跳如雷：“我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她不会死的！你给我滚！”

　　章娉只能露出一个歉意的微笑，默默离开。

　　这歉意是发自内心的，她知道，自己的介入对这些家属是多么痛的刺伤；但为了那些等待重生的人们，她又不得不一次次地重新鼓起勇气。

　　对她而言，比被骂更痛心的，是错过。

　　记不清哪年了，章娉遇到了一位年轻的东北女孩，因为意外重伤被确诊为脑死亡。女孩的家人都同意捐献器官，除了母亲。她和同事们一趟趟地去做工作，最后，母亲想通了，愿意让给女儿以另一种方式活下来，但姑娘却因全身感染，已无法手术。

　　中国传统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者，孝之始也”。章娉说，这些观念，是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最常见束缚，协调员们能做的只有理解和尊重。

　　协调工作的艰难，让章娉更懂得器官捐献的重要，去年8月，经医院领导同意，她停止了科室工作，成了专职调解员。

　　日夜兼程奔波800公里的辛劳

　　和捐赠者相比，太渺小

　　最早，器官捐献协调员有另一个名字：“劝捐者”。之所以更名，是因为工作性质有了变化。器官捐献协调员不是单纯的游说，而是以帮助家属解决困难为基础。

　　上周五，25岁的小伙子小于因车祸离世，捐出一肝两肾。捐献前，家属们最大的顾虑是，一旦捐献了器官，可能会影响车祸的责任鉴定。

　　为此，章娉和同事们早上6点30分出发，8点赶到余姚交警队，听取交警意见；随后，又去咨询事故处理中队的中队长、法医专业人士。几天的时间，他们协调了八九家单位，来回奔波近800公里，最终解决了家属的疑虑。

　　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后，章娉常出差，她都记不清跑了省内外多少个小山村，目的都是一样的，找到捐献者的家属，告诉他们家人的不幸，再征求捐献意见。

　　大多时候，这些山里的老人们都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一阵流泪，一阵发呆，就会签字。签字后，章娉会尽快离开，她怕自己忍不住眼泪。

　　每次到那些山村，路程都很坎坷，赶夜路，坐黑车，章娉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出差，到湖北恩施，路上她到一家农户借厕所，忐忑地拉开旱厕的门，里面冲出一头猪，吓得她落荒而逃。

　　疲惫和艰辛，章娉很少与人说起：“我们是去谈论生死的，捐献者和家属面前，这些太渺小”。

　　9岁的女儿骄傲地说：

　　妈妈每次成功，都会有人得救

　　今年元旦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据统计，全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多例。

　　目前，宁波累计器官捐献登记600多人，实现捐献56例，这一数字，和等待接受移植的患者相比，少到可怜。

　　但让章娉和同事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两年的工作中，她们明显感觉到不再孤单了。

　　章娉说，浙江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崔东华曾多次放下工作，向捐献者家属提供法律援助，只因“多个机会做好事”；宁波圣兰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仰治，多次提供经济支持，只因“想参与进来”……

　　章娉因工作忙，很少照顾女儿，前些天，9岁的女儿在学校演讲时的一段话让她热泪盈眶：“我妈妈是器官捐献协调员，她每一次成功，都会有人得救……”

　　就连嘴上一直反对她的老公，心里也是为她的职业感到骄傲的，前几天为小于车祸的事情，身为刑警的老公，在电话里耐心地为家属讲解了一个多小时的专业知识。

　　章娉和同事们坚信，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器官捐献迟早会被大众所接受，那时候，她们就可以开心地下岗了。钱江晚报 通讯员 谢美君 张志平 记者 李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