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的诗歌不是大白话——知名学者汪涌豪访谈

三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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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１９６２年生，宁波镇海人。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攻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兼及古代哲学、史学与文化批评。著作有《中国游侠史》、《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言说的立场》、《中国诗学》、《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等。

１月３１日，他应邀在宁波大学园区（鄞州）图书馆“明州大讲堂”作题为《文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的讲座。

□记者 陈晓旻

记者：汪教授，您这次的讲座是关于文学，您认为文学的意义是什么？和２０世纪相比，如今的文学有哪些变化？

汪涌豪：我一直以为，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很不够的，文学其实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说得准确一些，是人的一种获取精神自由的存在方式。它还可以超越现实的局限，让人放眼更广大的人生乃至宇宙，获得更本质更悠久的精神体验与享受。

中国的文学曾经承载着人们的情感认识、社会认识、政治认识，所以那时一部小说出来就会洛阳纸贵，需要了解情感的人从中学习情感，需要了解社会的从中学习社会。而在今天，文学已经进步，回到了文学自身，正是因为已经剥离了许多功能，文学不再是大众聚焦的中心，文学变得安静了，开始审视自己。

有人说文学创作一代不如一代，这个观点是不对的。进入２１世纪，原来的众多作家莫言、王安忆、余华等还在创作，尽管他们的作品没有过去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么大，但是他们的艺术风格日趋成熟。只不过是今天大众的阅读习惯改变了，信息渠道越来越多样，娱乐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大家不再聚焦文学，文学退回到了边缘。任何时候，文学处于中心都不是常态。

记者：现在的网络培养了人的浅阅读，有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文字阅读转向图像阅读，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汪涌豪：网络带给人即时的便利资讯，而且是不需要创造就可以轻易获取，随时随地无限量无边界的免费享用，这是网络带来的好处。但是它带来的弊端也很明显，因为读图时代，人是被动的承受者。当然我们对于画面也可以探索，但是相对来说，阅读文字时调动的细胞活跃程度远远高于读图。文字是更抽象更虚拟的，在文字与画面之间需要通过想像去构造，所以阅读文字更能培养人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也更能诗化人生。所以很多人是不看名著改编的电影的，一看就破坏了原来的美感。美国的卡尔曾经写过一本书《浅薄———互联网怎样毒化我们的大脑》，因为互联网的特性，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去探索，而是发散式地到处找，而且关注标题，关乎结果，而不在乎过程。时间久了，就不习惯于书本的阅读，特别是长篇的阅读。美国哈佛的教授和英国的科学家曾经做过研究，本世纪以来，人类的智商在退化。人类刚诞生的时候，要向自然抗争，调动所有的力量和心智来赢得生存的最大可能性。而现在各种知识在网络上都是现成提供的，人类的大脑反而长期闲置，当然会造成萎缩。

这让人不禁想起两个世纪前托克维尔著名的发问：“为什么当文明扩展时，杰出的个体反而减少了；为什么当知识变得每个人都能获得时，天才反而再难见到；为什么当不存在较低等级时，较高等级也不复存在了。”原因固然与物质、技术有关，但更在于人避却思考、耽溺安乐的自甘平庸与自我放失，在于不能善于利用物质技术造成的心智的慵懒与偷惰。在这种慵懒偷惰中，那种对深邃思想的卓越追索，对人类整体性精神出路的关切渐渐消退和淡忘，甚至被嘲笑和放逐。而这些，恰恰经典里最多，甚至就是经典最显著的徽标。因此我是反对一味地读图和读网的，批判式思维的形成，更依赖人的“原始硬盘”———人经由经典阅读养成的智慧头脑，以及由其分析整理过的知识记忆。

记者：读图和读网对文学创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汪涌豪：一般而言，对于一个有追求的作家，读者的阅读方式对他的创作不会有影响。作家阎连科就说：“读者对我没有任何影响，甚至批评家对我也没有影响。我尊重他们的评论，但是评价的好与坏和我无关，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当然也有一些作家会关注读者的反映，比如为了市场接受度，为了名声，会考虑加入一些社会大众关注的“热点”或者投读者所好的某些“趣味”。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该很少会这样做。

记者：您还主编过《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书名用的是“原典”，给我们解读一下它的含义。

汪涌豪：原者，源也，始也，端也。“原典”自然是指原初的意思，但更指原型的意思。认识文学世界的原型，称为“原典”。有的典籍如《论语》原初如何，后人不一定清楚，它是孔子和弟子的问答记录，或是由别人编定的一部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书。但因为有原型的意味，依然是经典。这套书是为了配合学生学习本原性的经典而编的，如《老子》、《庄子》等，它可以帮助学生构建认识中国乃至世界的原型，是中文系学生必须具备的素养的主要源出。

记者：您认为该如何培养年轻人读经典的习惯？

汪涌豪：不能光让年轻人和孩子读经典，家长自身的学习也非常重要，家庭教育和家长的言传身教具有决定性作用。现在的家长太爱孩子，习惯于对孩子的事情大包大揽，父母每天讨论各种现实的甚至势利的事情，难免会对孩子产生影响。比如有的孩子想读中文系，父母硬要孩子读经济，复旦大学经常有学生想要从经济类专业转到中文系的。中国的父母习惯于把孩子紧紧抓在手里，把自己的现实价值观灌输给孩子，让孩子以自己设定的方式生活。所以不能撇开家长谈孩子读经典。最好的氛围应该是家里有一起读书的习惯，现在很多父母虽然是大学毕业，但是一出校门就把读书的习惯还给了老师。

记者：您还研究游侠，这是一个很让人好奇的领域，让人联想到金庸小说中的侠客，中国的游侠是怎样的？

汪涌豪：游侠的典型之处在于“施恩于不报之地”，一旦受助的人想要回报，他唯恐避之不及。游侠的助人之为只是为了完成自己心中的道义。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自我满足。

我写《中国游侠史》的时候很早，出版是在１９９４年，是中国第一部游侠史，作为史学著作列入史学年刊。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两篇独创的名篇：《游侠列传》、《货殖列传》。《游侠列传》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司马迁为什么会重视游侠文化，这跟他自己的经历有关，他曾经受过宫刑，本来他如果有钱或者官府有人就可以免于刑罚。但他是清官，同时又不太交际官府朋友，所以他深感在“缓急之际”危难之时有人帮助是多么重要！

中国的游侠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亦正亦邪，所以才有历史上的“梁山好汉”。

记者：中国的游侠和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有什么区别？

汪涌豪：中国游侠与欧洲骑士在精神气质和行事方式上有某些共同之处，但由于其社会地位以及所属社会阶级、阶层不同，二者内涵不一，文化差异明显。欧洲的骑士忠于领主，有行会、田产，甚至还有贵族的封号。而中国的游侠散落在江湖，司马迁时期还有与官府打交道的游侠，但是后来受到官府打击越来越散落民间。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骑士还忠于女性，而这点中国的游侠是做不到的。当然也有一些游侠被人利用，成为有钱人的家丁，残害百姓。但总体而言，中国民间的信仰中，侠义是很受推崇的，忠义勇武仁信等品质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民众的社会愿望和理想人格。

记者：最近有个热点新闻事件，就是“脑瘫”诗人余秀华的走红，您如何看待她的作品和这种现象？

汪涌豪：我觉得，论一个诗人首先应该论他（或她）的作品，而不应该是他的性别、身份，更不要说他（或她）是否是健全的人，此其一。其二，余秀华的诗歌有比较纯正的文学性与诗性，不是分行的散文，更不是大白话。一个非专业的文学爱好者能写出这样的诗，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值得肯定的，何况她有几首写得还真出色。其三，她的走红，一是基于人们对其人与其诗之间所存在的较大反差的好奇，这一点我已说了，不足为训，再一是基于人们对专业诗人远离生活、盲目追随西方诗歌，一味卖弄意象无病呻吟的摒弃，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整个文坛与诗坛反思。我希望经由她的诗作，包括还有其他类似的“民间歌者”纯真自然的吟唱，我们能为文学找回它原初的本质，乃至找回它应有的众多读者。

记者：您曾经说过：郭敬明的才能与文学无关。您觉得偶像式的作家对于文学的影响有多大？

汪涌豪：对主流社会没有任何影响。作为一个商人，他是成功的，但是他把文学作品当成商品，违反了文学的本意。有个老师逐字逐句地指出了他某部作品中的破句、残句和不通的句子。作为文学爱好者他当然够格，但是作为成熟的写作者，缺憾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