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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了 却从未离开!
稿源: 浙江新闻客户端   2016-03-30 08:41:38 报料热线:81850000

  社会各界在陵园祭奠捐献者

  生命即将消逝,躯体又如何安置?

  有人选择“尘归尘、土归土”,也有人会选择以别样的方式,让生命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延续。

  清明临近,又到了缅怀的时刻。3月29日下午,在宁波市遗体捐献纪念陵园,浙江省殡葬协会、宁波市县两级红十字会、镇海区民政局、镇海大同公墓总管理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和捐献者家属、市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队、移植医院代表等100多位爱心人士,一起为捐赠器官(角膜)、遗体的捐赠者们,举办了一个公祭活动。

  阳光明媚的陵园里,哀乐混着断断续续的抽噎声,在这个“生命永恒大爱无疆——宁波市器官(角膜)、遗体捐献公祭活动”上,不断有人向记者讲述着和捐献有关的故事,每一段,都是对生命的礼赞。

  接受肾脏移植手术的陈先生:

  难受的时候,我摸着右肾说

  “兄弟,我们一起加油”

  陈贤统徘徊在纪念墙前,仔细地看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和照片,眼框发红,久久不语。

  他说,在自己的身体里,还有一个“兄弟”:

  我是北仑人,今年45岁。2003年,我还是个壮小伙,突然查出,得了尿毒症,B超显示,双肾萎缩了一公分。

  确诊后,我的体力越来越差,肌酐越来越高,每周三次的透析,就这么着,熬了十多年。直到2014年5月,我配型成功,在宁波一家医院接受了右肾的移植手术。

  那天,我激动坏了,终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心底除了高兴,还有对捐献者的感激,多方打听,但也只知道对方是个30岁出头的男子。

  那个时候起,我就在心里叫他“兄弟”。

  我的手术并不顺利,因为技术失误,接下来的大半年,又开过一刀,但身体仍很虚弱,极度难受的时候,我就摸着右肾的位置说:“兄弟,我们一起加油”,随后,就似乎真的多了些力量。

  去年,我在鄞州二院重新做了手术,目前身体恢复得很好。

  我一直都想见见我的这个“兄弟”,但这个愿望,是没法实现了。

  今天躺在这里的人们,不知道其中有没有我的兄弟,不管是哪一位,他们都一样有着大爱,都值得我们感激。

  志愿者在擦拭纪念墙

  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工作人员:

  这对父母做出捐赠决定时说

  孩子来过,总要留下些什么

  鄞州二院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副主任章娉,看着不远处一对哭得不能自已的夫妻,自己的眼泪也在止不住地流。

  “他们是多多的父母。”她说。多多,走的时候才8岁。

  去年9月初,因为一种先天性疾病——颅内动静脉畸形,8岁的多多离开了这个世界。

  多多是突然发病的,父母很难接受现实。多多的爸爸一直在念叨着这个女儿有多懂事:能照顾弟弟,还常在爸爸下班回来疲惫地趴在床上时,爬到他身上,帮他踩背,不停地问:“舒服吗?”

  在孩子的生命尽头,这对心碎的夫妻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决定,为多多做器官捐献,一肝两肾。他们说,“她来到这个世界,只停留8年,不应该就这样悄悄地走了,总要留下些什么。”

  多多捐献的一肝两肾,移植给了三位患者,手术都很成功。

  但对多多的父母来说,失去女儿的痛,并未被流逝的时间冲淡。

  这半年,每次想起女儿,多多的爸爸就会来这个陵园看看。这些,我都知道。

  逝者已去,生活总是要继续的,知道孩子的生命仍在这世界延续,总算有份慰藉。章娉说,有这样想法的父母越来越多,几个月前,宁波一位出生29天的小孩因病离世,父母含泪主动联系红十字会,捐献一对肾脏和一对角膜,成为全市最小器官捐献者。

  73岁遗体捐献志愿者:

  做捐赠者是父亲未完成的遗愿

  也是我的心愿

  73岁的石满君阿姨是这次公祭活动的志愿者,也是遗体捐献志愿者,昨天,她盯着纪念墙的空白处良久,转身,面带微笑地对记者说:“以后,我的名字也会刻在这墙上。”

  这是我的愿望,也是父亲的遗愿。

  我是镇海人,去年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

  我出身于中医世家,父亲石寿峰,生前是镇海小有名气的老中医。大约是1990年,父亲就跟我提起过,等他去世,要把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

  2000年,102岁的老父亲离世了,我想起他曾经的心愿,又分析了现实,只能作罢:当时我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都在外省,也已是高龄,如果捐献,需要他们回来签字,我怕他们舟车劳顿身体吃不消。而且那时候遗体捐献还不这么普及,我也怕遭到他们的拒绝。

  但我当时下了决心,要替父亲完成遗愿,我来做捐赠者。

  最近几年,我爱上了旅游,已经去过了法国、德国、荷兰等20多个国家,国内也去了不少省,我突然想到,万一旅游时遇到意外,父亲的遗愿、我的愿望就都不能实现了。

  大约三、四年前,我和家人提出了遗体捐献的想法,当时他们还是很支持,说我身体好,不该想这些事。这几年,我态度坚决,反复给他们讲遗体捐献的好处,告诉他们,无论如何,我是一定要捐的。

  慢慢地,家人理解我了,去年,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位朋友说起这事,大家都同意我的想法,一拍即合,我就带着他们四个人,一起去签了《遗体捐献志愿》协议。

  石阿姨说,做了志愿者后,心里很轻松,该做的都做了,接下来要好好享受生活,继续旅游。“活着时过好每一天,离开了也能为社会做件好事,多开心”。记者 李竹青 通讯员 张志平 胡建军 于庆海

 

编辑: 郭静

他们走了 却从未离开!

稿源: 浙江新闻客户端 2016-03-30 08:41:38

  社会各界在陵园祭奠捐献者

  生命即将消逝,躯体又如何安置?

  有人选择“尘归尘、土归土”,也有人会选择以别样的方式,让生命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延续。

  清明临近,又到了缅怀的时刻。3月29日下午,在宁波市遗体捐献纪念陵园,浙江省殡葬协会、宁波市县两级红十字会、镇海区民政局、镇海大同公墓总管理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和捐献者家属、市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队、移植医院代表等100多位爱心人士,一起为捐赠器官(角膜)、遗体的捐赠者们,举办了一个公祭活动。

  阳光明媚的陵园里,哀乐混着断断续续的抽噎声,在这个“生命永恒大爱无疆——宁波市器官(角膜)、遗体捐献公祭活动”上,不断有人向记者讲述着和捐献有关的故事,每一段,都是对生命的礼赞。

  接受肾脏移植手术的陈先生:

  难受的时候,我摸着右肾说

  “兄弟,我们一起加油”

  陈贤统徘徊在纪念墙前,仔细地看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和照片,眼框发红,久久不语。

  他说,在自己的身体里,还有一个“兄弟”:

  我是北仑人,今年45岁。2003年,我还是个壮小伙,突然查出,得了尿毒症,B超显示,双肾萎缩了一公分。

  确诊后,我的体力越来越差,肌酐越来越高,每周三次的透析,就这么着,熬了十多年。直到2014年5月,我配型成功,在宁波一家医院接受了右肾的移植手术。

  那天,我激动坏了,终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心底除了高兴,还有对捐献者的感激,多方打听,但也只知道对方是个30岁出头的男子。

  那个时候起,我就在心里叫他“兄弟”。

  我的手术并不顺利,因为技术失误,接下来的大半年,又开过一刀,但身体仍很虚弱,极度难受的时候,我就摸着右肾的位置说:“兄弟,我们一起加油”,随后,就似乎真的多了些力量。

  去年,我在鄞州二院重新做了手术,目前身体恢复得很好。

  我一直都想见见我的这个“兄弟”,但这个愿望,是没法实现了。

  今天躺在这里的人们,不知道其中有没有我的兄弟,不管是哪一位,他们都一样有着大爱,都值得我们感激。

  志愿者在擦拭纪念墙

  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工作人员:

  这对父母做出捐赠决定时说

  孩子来过,总要留下些什么

  鄞州二院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副主任章娉,看着不远处一对哭得不能自已的夫妻,自己的眼泪也在止不住地流。

  “他们是多多的父母。”她说。多多,走的时候才8岁。

  去年9月初,因为一种先天性疾病——颅内动静脉畸形,8岁的多多离开了这个世界。

  多多是突然发病的,父母很难接受现实。多多的爸爸一直在念叨着这个女儿有多懂事:能照顾弟弟,还常在爸爸下班回来疲惫地趴在床上时,爬到他身上,帮他踩背,不停地问:“舒服吗?”

  在孩子的生命尽头,这对心碎的夫妻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决定,为多多做器官捐献,一肝两肾。他们说,“她来到这个世界,只停留8年,不应该就这样悄悄地走了,总要留下些什么。”

  多多捐献的一肝两肾,移植给了三位患者,手术都很成功。

  但对多多的父母来说,失去女儿的痛,并未被流逝的时间冲淡。

  这半年,每次想起女儿,多多的爸爸就会来这个陵园看看。这些,我都知道。

  逝者已去,生活总是要继续的,知道孩子的生命仍在这世界延续,总算有份慰藉。章娉说,有这样想法的父母越来越多,几个月前,宁波一位出生29天的小孩因病离世,父母含泪主动联系红十字会,捐献一对肾脏和一对角膜,成为全市最小器官捐献者。

  73岁遗体捐献志愿者:

  做捐赠者是父亲未完成的遗愿

  也是我的心愿

  73岁的石满君阿姨是这次公祭活动的志愿者,也是遗体捐献志愿者,昨天,她盯着纪念墙的空白处良久,转身,面带微笑地对记者说:“以后,我的名字也会刻在这墙上。”

  这是我的愿望,也是父亲的遗愿。

  我是镇海人,去年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

  我出身于中医世家,父亲石寿峰,生前是镇海小有名气的老中医。大约是1990年,父亲就跟我提起过,等他去世,要把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

  2000年,102岁的老父亲离世了,我想起他曾经的心愿,又分析了现实,只能作罢:当时我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都在外省,也已是高龄,如果捐献,需要他们回来签字,我怕他们舟车劳顿身体吃不消。而且那时候遗体捐献还不这么普及,我也怕遭到他们的拒绝。

  但我当时下了决心,要替父亲完成遗愿,我来做捐赠者。

  最近几年,我爱上了旅游,已经去过了法国、德国、荷兰等20多个国家,国内也去了不少省,我突然想到,万一旅游时遇到意外,父亲的遗愿、我的愿望就都不能实现了。

  大约三、四年前,我和家人提出了遗体捐献的想法,当时他们还是很支持,说我身体好,不该想这些事。这几年,我态度坚决,反复给他们讲遗体捐献的好处,告诉他们,无论如何,我是一定要捐的。

  慢慢地,家人理解我了,去年,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位朋友说起这事,大家都同意我的想法,一拍即合,我就带着他们四个人,一起去签了《遗体捐献志愿》协议。

  石阿姨说,做了志愿者后,心里很轻松,该做的都做了,接下来要好好享受生活,继续旅游。“活着时过好每一天,离开了也能为社会做件好事,多开心”。记者 李竹青 通讯员 张志平 胡建军 于庆海

 

编辑: 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