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揭秘:名副其实"原子城"-新闻中心-中国宁波网

　　金银滩集结

　　1958年5月，李觉带着一支20多人的队伍、三顶帐篷、四辆解放牌卡车和四辆苏制嘎斯69越野吉普车，开始了中国核电人在金银滩最初的艰苦创业。

　　与此同时，一个涉及近万人的大迁徙，正在酝酿之中。

　　金银滩被选定为二二一厂厂址，成为军事禁区，也就意味着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牧民们必须搬出他们热爱的金银滩草原，另择他处居住。

　　当时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的尹曙生后来曾发表文章，回忆了那次大迁徙。据他文中所称，当时根据二二一厂建厂要求，须搬迁1715户、9325人。除金银滩所在的海晏县本县和湟源县就近安置比较容易，对安置到祁连县的461户、2183人和刚察县的474户、2469人来说，由于路途遥远，迁徙之路十分波折。

　　1958年10月20日，移民开始。迁到祁连县的移民们在祁连山遇到了暴风雪，牧民赶着十几万头牲畜，拖儿带女，行进得十分艰辛。晚上宿营时，甚至几家人住一个帐篷，一直走了26天，牧民才最终到达目的地。

　　王菁珩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的牧民们，为二二一厂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他们把最好的金银滩草原让了出来，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大迁徙完成之后，二二一厂的基建开始了。

　　第一批到来的并不是科研人员，而是从兰州建筑工程局选调的1200多名职工和2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以及6400名河南支边青年。

　　他们是金银滩成为军事禁区后的第一批来客，负责完成基地最初的建设工作。

　　二二一厂刚刚开始筹办的时候，“苏联老大哥”确实给予了诸多帮助。根据王菁珩的了解，1958年7月，苏联核武器研究院三位专家来华，帮助规划核武器研究机构。在宋任穷的办公室里，三位专家曾为中国的六位部局领导干部讲了一次课，介绍了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和设计。后来朱光亚将这次讲课内容回忆整理成了一套完整的资料。

　　“这次讲课在我国原子弹研制初期起到了引路的作用。”王菁珩说。

　　然而，就在金银滩上二二一厂紧张筹建之时，中苏友谊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翻船”了。

　　1959年6月20日，苏联终止了对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模型和图纸资料，撤走了当时在核工业系统的223名苏联专家。

　　面对中苏关系突变，周恩来说：“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则提出，以苏联撕毁协议时间“596”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激励大家造出中国的“争气弹”。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从全国各地抽调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集结在金银滩，共同完成这个注定十分艰辛的任务，多少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这片草原。

　　1960年10月，山东省抽调了28名党政干部到二机部，李修福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撰文《二二一厂初创时期后勤工作二三事》，回忆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从济宁到徐州，再转乘从上海到西宁的火车，经过数小时汽车的颠簸，他记得到达厂区的那天，正赶上大雪，雪花落在空旷的草原上，而李修福身上穿的还是单薄的秋衣，金银滩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寒冷。

　　刚进厂时，他并不清楚这个厂究竟是生产什么的，只知道要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项目，他心里还很纳闷为什么要把工厂建在这样荒凉偏僻的地方。一次，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来到厂里，给全厂科级以上干部做报告。张爱萍将军问：“同志们，你们说来到这个地方好不好？”下面没有一个回答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不好，又不好说出来。

　　张爱萍接着说：“我知道你们认为这个地方不好，我看这个地方也不好，头顶蓝天，脚踏荒原，海拔高，风沙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这里又是个好地方，因为我们要建的是一个原子能工业基地，只能在这样一个人烟稀少的空旷地区，才适合建设这样的一个基地。”

　　明确了来金银滩的目的，李修福和很多中层干部心里不再有任何怨言。

　　当时二二一厂处于初建阶段，条件十分艰苦。这里地处高原严寒地带，一年中有近半年时间处于寒冷状态，冬装成为人们穿得最多的衣服。

　　为了抵御严寒，厂领导决定给全体职工统一配备防寒“四大件”——棉大衣、棉鞋、棉帽、棉手套。这项工作被分配到李修福所在的行政处，李修福对金银滩的“寒冷”印象太深刻了，他接到任务后，立刻做计划，第一年需要的数量最大，要一万多套“四大件”。于是，李修福派人到西宁、兰州、西安等城市去购置，不仅买回了“四大件”，还买来大量棉絮、被套等保暖用品。

　　从此以后，每人一套“四大件”成为厂里的制度，新职工来到二二一厂，都要发一套。

　　1960年冬天，王菁珩和同学们坐着火车横穿大半个中国，颠簸了40多个小时才到达兰州，又坐了10个小时的“闷罐车”抵达西宁。在西宁，他们领取了“四大件”。

　　“在西宁等候了一周以后，我们才坐着一辆敞篷货车往厂区开。那天寒风呼啸，一片灰蒙蒙。”他回忆道。

　　“四大件”让王菁珩挨过了高原的寒冷，但是，更大的挑战是物资极度匮乏之下的饥饿。

　　当时的粮食实行定量制，由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基地上每人每月定量减少10斤，即每人每月24斤，平均每天不到8两，而且都是杂粮，油和肉都很少，也没有青菜，很多人营养不良，饿得面黄肌瘦，身体浮肿。

　　最困难的时候，一批从黑龙江调来的大豆，解了燃眉之急。

　　李修福他们最初希望得到西北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是当时地方上也处于饥荒时期，而且出于保密不能透露二二一厂的重要性，地方的支持难以满足二二一厂的粮食需求。

　　李觉出主意说，可以到东北去求援，因为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曾是二机部部长，了解二二一厂的情况。

　　尽管东北的粮食也很紧张，但在宋任穷的直接过问下，1960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二二一厂获得了5万多斤大豆。

　　在三年自然灾害之中，二二一厂先后得到了多次的物资支援。1961年，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的聂荣臻了解到西北在建的几个国防单位的困难后，忧心忡忡地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亲自在军委会议上向各大单位筹措粮食，抽调了数万斤大豆、罐头、酱菜等物资，支援基地渡过了暂时的困难。

　　此外，青海省政府也拨来两万多头牛羊，二二一厂筹建处为此组建了牧场，每年的节日供应职工一些牛羊肉。

　　刚到金银滩的时候，包括李觉将军在内，所有的人都住在草原上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到了1962年底，中央从建工部、铁道部、工程兵等13个部门抽调了15万人的施工队伍，二二一工程才真正全面展开，一年的时间，金银滩上建起了壮观的青海原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