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亿万俱乐部”再添两城，宁波“首当其冲”，成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完美礼物。
站在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的历史起点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拐点上，宁波的下一个一万亿究竟在哪？我们拭目以待！
改革开放四十年跻身万亿“俱乐部”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在这一年里，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完成两个重要的里程碑——
一个是经济体量过1万亿，跻身“万亿俱乐部”，在17个城市中位列第15；
一个是人均GDP首次突破2万美元，这意味着基本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宁波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大概在4000亿元左右，在全国排名第12位；而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
不论跻身“万亿俱乐部”是早是晚，也不论突破2万亿美元的城市已经有了多少，这都是非常值得祝贺的事情。
2018年，长城所研究编制了“中国城市高质量简明指数指标体系”，并发布了“中国城市高质量简明指数2018” 综合榜单及单项榜单，可谓给宁波的发展成就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的测度。
这一指标体系，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五大指征，每个维度采用三个指标，分别是：
体现创新的“全社会R＆D经费占GDP比重、全员劳动生产率、当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占专利授权量比重”；
体现协调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体现绿色的“单位GDP能耗降低率、空气质量优良率、城市绿化覆盖率”；
体现开放的“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就业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比重”；
体现共享的“民生领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根据这一指标体系，宁波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GDP排名前50的城市中名列第9位，前十位城市依次为深圳、上海、北京、杭州、苏州、广州、南京、无锡、宁波、东莞；从单项榜单来看，宁波的创新发展排名第26位，协调发展排名第9位，绿色发展排名第33位，开放发展排名第5位，共享发展排名第7位。
当然，如果把“全社会R＆D经费占GDP比重”一个指标换为“税收占GDP的比重”，我认为宁波在创新方面的排名会更靠前，那么整体排名自然更靠前。
总而言之，宁波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并在整体发展的质量与水平上处于“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阵”。
中国城市“三个世界”及差异化战略
应该说，任何一个事物或者个人最大的自觉，是到了应有的发展阶段、发展位势、发展基础上，知道自己的使命所在、责任所在、道路所在。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同样如此。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更多的是借助外部需求的拉手与政府强大组织动员的推手，成就了东南沿海主要城市以及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也正是上述城市的率先开发、快速建设、优先发展、改革创新，支撑和带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基于这个判断，我们以为当前及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城市发展存在“三个世界”，而这“三个世界”则需要结合不同的发展阶段，采用差异化发展战略，以完成不同的战略任务。
“第一世界”为GDP过万亿、人均GDP在两万美元左右的城市，总量需要保持在25到30个，约占全国GDP的40%左右。
这 些富可敌国的城市都需要逐步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基本进入或完成后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着力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成为扩大内需、抢占战略制高点的高地，并 代表国家成为国际竞争、国别竞合的主体，应率先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走上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打造开放型创新经济体。
“第二世界”为GDP在4000亿到1万亿之间、人均GDP在一万美元以上的城市，总量约占全国GDP的35%左右。
这些城市要成为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大调整、大开放、大开发的主体，并与国家中心城市形成超级城市群，大力承接国际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全面加速工业化进程，成为高质量与高速度并举的战略增长极。
“第三世界”为GDP在4000亿以下、人均GDP一万美元以下的城市，总量约占全国GDP的25%左右。
这些城市有的要积极发展、有的要维持发展、有的要限制发展，总体来说就是需要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等各方面充足发育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发展。
更进一步而言，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所成就的东南沿海主要城市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以后需要成为境内的强大消费市场和创新引擎。
同 时，一个大国的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是由来已久的，这意味着处于“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城市将有较大发展空间，需要历经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开放型 创新经济运行体制的发育与释放，以此支持自身在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最终与“第一世界”一同打破新兴经济体之发展受外部需求影响 较大的发展结构与发展格局，加快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创新经济运行体制的全面转型，进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的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增 长，全面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结构与新格局。
超周期发展核心是发展模式系统迭代
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中国凭什么能取得全球经济增长史上少有的长期增长及发展，但很少有从国家战略以及发展模式上研究中国、区域的增长与发展，所以越解释越复杂、越解释越没有解释力。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过去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的发展战略及其发展模式，对于很多“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城市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非常适用，但对于“第一世界”的城市而言，需要率先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系统转换和创新迭代。
从发展战略而言，在过去第一个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及其主要城市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的巨大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取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国策条件下的“五化协同”。
“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如今的涵义，是指人类经济增长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除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我们，是在一个极其落后的初始条件下，凭借强大的组织动 员能力，通过将自身的勤劳、智慧、简朴等全部投入到高度紧张的生产建设之中，倾举国之力加强经济建设，从而实现了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协调。
在这里，我更多的想解释一下“五化协同”，也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几乎可以说，中国以往的飞速发展是这“五化”发展红利的叠加，哪个城市率先重视并协同推进，就能得到更好的改革、创新、开放与发展。
在“五化协同”的组织发展模式之中，工业化是为生产力跃升、信息化是为成本降低、城镇化是为消费升级、市场化是为激发民间活力、国际化是为走向全面开放。
这种工业化不是单纯地指工业的发展，其本质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强大的工业就没有强大的生产力、供应能力、装备水平、国防能力等。
这种信息化往往被定义为“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代表了信息技术被高度应用，信息资源被高度共享，从而使得人的智能潜力以及社会物质资源潜力被充分发挥。
这种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变革，孕育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公开宣称，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
这 种市场化取决于政府行为的规范性、企业行为的自由度、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贸易条件的便利性、经济参数尤其是金融参数的合理性，背后还有很多“体制性障 碍”有待突破。这种国际化不但要历经商品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国际化，还包括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产能输出到模式输出、文化输出、品牌 输出。
对于宁波而言，在改革开始上一个四十年基本都沾上了“五化”的发展红利。但宁波当前的发展阶段，需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大局出发，开展模式迭代。
这其中，“工业化”应成为“智能化”，也就是从2.0、3.0加快进入4.0，升级产业结构；
“信息化”应成为“数字化”，将碎片的信息变为数据资产，并与制造业、服务业跨界融合，优化经济形态；
“城镇化”应成为“都市化”，宁波的城市发展模式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从自娱自乐的城镇化到区域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意义上的都市化，才有更大的前途；
“市场化”应成为“做市化”，不仅仅局限在市场化配置资源，还要具有强大的平台思维、流量思维，进而产生更大的流水；
“国际化”应成为“全球化”，从大小宗商品流转中心到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全面强化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
对宁波下一个一万亿在哪的初步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及判断，我认为宁波下一个一万亿，取决于“一条主线”条件下的新“五化协同”。
具体而言，这一条主线便是从高速度增长的外向型工业经济到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型创新经济。
这 种“开放型创新经济”需要以结构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以扩大开放强化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激励产业原创，全面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与国际竞争力，营造开放式 协同创新格局，实现从商品输出主体到资本输出主导、从要素资源输入到高端人才输入、从承接产业转移到强化高端链接、从跟随适应创新到原创引领创新、从资源 条快分割到全球资源配置、从被动适应参与到积极主导组织、从封闭狭隘拘谨到开放包容融合。在这个发展主线下，建议将新“五化”作为重要的发展动力、主攻方 向以及战略支撑。
以都市化释放庞大消费空间。
宁波在17个亿万城市中，是城建层级和水平比较低的城市，也是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最不好的地方。尤其是在县域经济以及“市弱县强”的结构下，市级层面的统一规划建设组织动员能力较弱决定的。
下 一步需要围绕“宁波都市圈”建设，以“科产城融合”发展理念加快优化空间布局，强化城市功能、产业功能、创新功能有机结合，统筹城市功能扩张、生产力布局 以及人口集聚等，加快从区域中心城市站位到国家中心城市抢位，以城市发展模式带动经济发展模式，全面拉动内需，直接和间接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的增量， 比如不低于40%。
重点是采用“一核五区”的高端功能区架构，全面强化城市主体功能，进而带动都市圈建设。
这个“一核”，就是将目前都在鄞州区的东部新城与南部商务区合并打造中央商务区，实现与现代金融、国际贸易、总部经济等功能相结合，并作为当前及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城市中心，充分体现宁波商贸城市的区域个性。
这个“五区”，就是在宁波“一核”周边，打造突出五大发展理念、突出地域发展品牌、彰显宁波城市定位的五大高端产业功能区：
一是体现创新发展理念的“新材料科技城”，与新材料、科技服务相融合；
二是体现共享发展理念的“三江口都市文化创意区”，与文化创意、时尚生活相结合；
三是体现开放发展理念的“国际贸易物流总部基地”，含北仑镇海，必要时可加海曙的空港物流基地，与贸易物流、临港产业将结合；
四是体现绿色发展理念的“东钱湖国家健康休闲区”，与健康休闲产业发展相结合；
五是体现协调发展理念的“奉化生态旅游涵养区”，奉化刚纳入城区，与生态环保产业相结合。
每个功能区，根据资源禀赋、初始条件、发展潜力等，逐步实现万亿收入、千亿GDP、百亿税收等发展目标并加快倍增，构成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标。
智能数字共促新旧动能转换。
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加快从一维产业、二维产业向三维产业、四维产业方向发展。
二维产业指互联网的“加法”，是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打破企业经营发展的时空局限；
三维产业指数字化的“乘法”，是从各类信息流到数据流，实现数据的资产化；
四维产业指智能化的“除法”，是从智慧感知到智能感应，不局限于“知”，还在于“应”。
在宁波的产业战略上，要么是“343”，要么是“344”，产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度目前好像在35%左右，如果能达到45%-50%的贡献，就非常强大了。
作为第一个层次的三个，强调万亿级收入是必要的——
第一个是“贸易物流”，也就是把国际贸易和港航物流合在一起，这完全符合宁波实际和城市定位；
第二个是被妖魔化的“绿色石化”，这个不需要有什么悬念；
第三个是“智能交通”，目前汽车制造在产业跨界条件下已经无法涵盖这个新产业的内涵，很多汽车制造商都开始了数字化转型。
作为第二个层次的四个，起码要实现千亿GDP——
第一个是“新材料”，这是宁波在全国最有地位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
第二个是“数字装备”，宁波在多个细分领域具有优势；
第三个是“智能经济”，宁波最早提出了智能经济；
第四个是“现代金融”，宁波藏富于民，但金融业发展很差，即便是把影子银行按现代金融方式运作并加以统计，宁波的GDP会立马增长几个百分点。
作为第三个层次的三个或四个，不一定强调收入、GDP和税收的规模，但要强调增速与支撑带动性——
一个是突出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都市生活的“文化创意”；
一个是体现社会发展阶段与战略增长点的“健康休闲”；
一个是与海洋经济、港口城市、制造业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生态环保”；
而对于“科技服务”，如果凑十大产业的话就不加了，如果强化其对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就加上去。
以做市化布局抓取流量流水。
一个国家、地区乃至企业、个人的发展，其阶段或段位基本上都可以分为两个：一是做事，二是做局。以往宁波更多的是通过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做事挣辛苦钱，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产业技术以及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大，但经济总量过万亿、人均产出跻身发达序列。
当前及未来，宁波要从率先市场化到加快做市化，核心是通过平台思维、流量思维以及金融思维，大力发展平台经济、流量经济和虚拟经济。
首 先，平台经济之所以重要，一是在于它是一种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让大家按照新的游戏规则与你一起玩，成为颠覆传统经济形态、产业格局、市场结构的重要力量； 二是在于它是创新生态的建设者或新兴产业组织者，从去中介（心）化、再中心（介）化到再去中心化，最终形成平坦的、共生共荣的生态；三是在于它是一种具有 强烈“虹吸效应”的经济形态，能够产生流量、流水和税收。
第二是流量经济。核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如何在此聚合，并转化为数据流、资源流，在庞大的产业生态、创新生态之中转化为流水和能量。比如，宁波应该把外贸、旅游、会展、赛事、文创等具有商流、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源流的产业发展起来、联动起来。
第三是虚拟经济。这一点尽管是宁波反感的，但也恰恰是杭州突出宁波的优势之一。应该说，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好的啤酒，有太多泡沫的啤酒也不是好的啤酒，关键是将虚拟经济用到恰到好处。宁波经济不是避实就虚的很厉害，而是没有用好虚拟经济。如今，自然是金融资本流到哪里越多哪里就发展越快，而一个城市金融资本的发展要么依赖资源禀赋，要么争抢位势，要么借船出海，要么弯道超车，要么无中生有等等。目前，宁波不是不需要资本运营，而是如何更好地运用好现代金融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中放大和释放财富。从市场化到做市化，核心就是在更好地创造财富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分配财富或者参与分配财富。
以全球化打造资源配置中心。
宁波在整个国际产业分工与城市分工中，最根本的战略导向与突破口，是从全球的大/小宗商品流转中心到全球创新资源配置中心。
只有以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跃升的眼光来审视和布局区域战略，不断围绕国际产业分工与全球城市分工站位、抢位、卡位，推进城市形态与产业结构向高端演进，才能抢占城市发展主动权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在全球范围开展高端链接，把创新人才、专利技术、创业资本、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引进来，转化为新兴产业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动能，还要加强对外辐射，加速将相关产业链、资本链向国内外“躯干”、“四肢”梯度布局；
不仅从企业主体、战略手段、创业源头、投资合作、平台载体等方面着力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如培育本土跨国公司、促进跨国技术并购、加快绿地相关投资、吸引培育跨国创业、加快布局境外园区等；
还要在资金、平台、服务、招商等方面形成新的政策工具，如建立引导基金体系、培育国际交易平台、组建商务服务联盟、开展新型国际招商等。（本文图片均据新华社）
作者：徐苏涛，长城智库副总、宁波新经济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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