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衡
《中秋帖》
故宫大概是当下最热门的网红打卡地，“上元之夜”灯光秀吸引了无数目光，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国宝奇旅》也因为和故宫有关而受到追捧。该剧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岌岌可危，以马衡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抱着“人在文物在，人亡文物不能亡”的信念，将故宫文物辗转南迁的真实故事。
在这些南迁文物中，有一件著名的珍品——晋代王献之(传)草书《中秋帖》，这件珍宝曾经一度流失，能够回来还有我们宁波人的一份功劳呢。当年力主文物南迁并想方设法促成《中秋帖》回归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1881—1955)，是宁波鄞县(今鄞州区)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
《中秋帖》是“三希堂”珍品
《中秋帖》,又名《十二月帖》，传为东晋王献之的传世真迹，原为五行三十二字，后被割去二行，现存三行二十二字，清乾隆时被收入内府，与《快雪时晴帖》《伯远帖》并称“三稀”，乾隆遂以“三希堂”为御书房名。
《中秋帖》为纸本，手卷，纵27厘米，横11.9厘米，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现存22个字为“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没有落款，如何断句亦引人遐想。
王献之在书法史上的一大贡献便是创立“一笔书”，他将张芝的章草和其父王羲之的今草向前推进了一层。《中秋帖》被认为是“一笔书”的代表作品，笔势连续不断，宛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表现出一种豪爽之气，世人评价甚高。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名官奴，祖籍山东临沂，出生于会稽(今绍兴)，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与其父并称“二王”。
《中秋帖》卷前引首为乾隆行书题“至宝”二字，前隔水有乾隆御题一段，帖正文右上为乾隆御题“晋王献之中秋帖”，卷后有董其昌、项元汴、乾隆题跋，并附乾隆、丁观鹏绘画各一段。卷前后及隔水钤有多枚鉴藏印。
民国时溥仪将其携出宫外，流散民间。新中国成立前《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一起被典当于香港一家外国银行。1951年底，典当期将满时被购获，后入藏故宫博物院。
宁波人马衡出面购回《中秋帖》
保护《中秋帖》重新入藏故宫博物院的关键人物，就是宁波人、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据记载，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携带出宫，经由她娘家侄孙卖给了古玩商郭葆昌(字世五)。
1932年的一天，郭葆昌在家中宴请马衡，席间将深藏府中、秘不示人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取出，让马衡欣赏。
马衡又惊又喜。他知道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大批珍贵的故宫文物被偷盗变卖，流散丢失。此时，他正为寻找和追回这些文物四处奔波，不想在这里意外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而郭葆昌向马衡展示此两帖后，就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1949年，沉寂了17年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又一次浮现。这时三希宝帖中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已随大批故宫文物到了台湾，如果能抓住时机购回《中秋帖》和《伯远帖》，那么失散多年的“三兄弟”将有望重新聚首。可是，当时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却因为经费捉襟见肘而无力收购，只好眼睁睁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又沉了下去。
1949年，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因做生意关系，将所藏《中秋帖》和《伯远帖》押给了一位印度人。那印度人又将之以十多万元港币抵押于香港汇丰银行。因郭昭俊做生意赔本，一年后抵押期满，无力赎回，准备出售，赎宝期限就定在了1951年年底。
此时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一份关于抢救收购三希宝帖的报告被十万火急地送进了中南海。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亲往鉴宝。
经鉴定，《中秋帖》和《伯远帖》是真迹无疑，两件稀世国宝终于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重金回归，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马衡曾亲自护送文物南迁
马衡在故宫履职27年、担任院长19年，亲历故宫从清朝宫廷到故宫博物院的转变。自1933年7月临危受命代理故宫院长之日始，他在其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拼尽全力守护国宝，使其免受战火伤毁和外流他乡。
而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最惊心动魄的文物大迁移就是从1933年2月开始的，由马衡亲自督导数量最巨大的一批故宫文物(共计4635箱余)转运到上海，保障了国宝的安全。这些文物到底有多厉害？说出几个名字你就知道了，它们中有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米芾的书法真迹……
南迁的四批文物总计19557箱，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同时装箱的象牙、雕刻、珐琅、漆器、文具、陈设等工艺类文物也占相当数量，其中仅瓷器就达1746箱、27870件，足见工作的艰辛。
石鼓是人人皆知的国宝，原存国子监，由故宫博物院代运。11箱石鼓每个重约1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早已分离，稍有不慎就会脱落。马衡亲自研究装运办法。他在《跋北宋石鼓文》一文中记载了此事：“余鉴于此种情况，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纵使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绠，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被证明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检查，石鼓都没有新的伤损。
后来随着战事告急，为保护国宝安全，又开始了从南京到西部内地的第二次文物迁移历程。马衡亲自押运。在南京沦陷前，国宝分三批依次运出，途中遭遇各种轰炸，但转运人员极大地表现出了不畏日军轰炸、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使文物安全到达了西南腹地。
“抗日战争期间，13427箱故宫文物的精华被迫运离北平，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辗转流离，跨越两万里、十四年光阴、一场战争。重返故都时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遗失。”
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文物在马衡等人的有序调动下，终于有条不紊地回到了它们的家——北平。
1952年，年已七旬的马衡离开故宫。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将其所藏甲骨、碑帖等400余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了他为之倾尽毕生心血的故宫博物院。在他去世后，子女又遵其遗愿，将家中万余件拓片、书籍悉数捐赠给故宫。
斯人虽已远去，但他的品格与胸怀早已融入故宫精神，成为惠及后世的宝贵财富。
宁波晚报记者 陈晓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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