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王孝和烈士和所有为这座城市、为这个国家、为人民更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烈士一道，静静地长眠在翠柏之中。
大理石墓碑上，黑白照片上的王孝和烈士年轻而生动，数支绽放的白菊花寄托了这座世界级大都市对烈士的缅怀和哀思。
在不远处的龙华烈士纪念馆地下一层展厅，烈士生前狱中用过的饭盒毯子、写下感人遗书的钢笔、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作证、选举他为工会理事的会议记录等等被一一陈列，还原出了他慷慨悲壮的人生。
他为信仰而战，为光明而死！临刑前，他号召后来者们要奋斗——“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奋斗！”
信仰之下，真实的王孝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年轻生命，他在这世上走过的是一条怎么样的路？
清明前夕，记者专程赶赴上海，寻访烈士遗踪，试图还原出一个真实的王孝和。
71岁的王佩民女士是烈士的遗腹女。王孝和烈士牺牲三个星期后，王佩民降生。
在她位于上海淮海东路的家里，王佩民女士深情讲述了她的“寻父”历程——
（视频：王佩民泣忆父亲王孝和烈士）
记者 张子琪 梅子满 吴益丹 孔锡成
上海淮海东路，71岁的王佩民和老伴住在一个闹中取静的小区的二楼。
进门就是客厅，王孝和烈士显然是它的“绝对主人”——
对门靠墙放着一张长沙发，沙发上方的墙上，黑白且泛黄的王孝和烈士遗像，年轻英俊，正炯炯有神地“望着”我们。
与遗像并排挂着的，是一张“为工人阶级牺牲”的毛笔书法；还有一封信的放大复印件，也已经泛黄，这封信是王孝和烈士牺牲四十周年之际，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写给王孝和烈士纪念大会的。
另一面墙上，则是一张1983年12月1日由民政部换发“革命烈士证明书”。
（王佩民家的客厅）
“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我家墙上，我也是从这张照片上认识父亲的，我是看着它长大的。”71岁的王佩民告诉记者，“革命烈士证明书”已经换了好几版了。
对王佩民来说，父亲的形象如此遥远而又如此近在眼前，如此模糊而又如此真实。这辈子，她都在“寻父”“追父”，试图与父亲建立一种不仅基于血缘关系，更是基于情感认同的真正连接。
“我在妈妈的哭声中降临人间”
王孝和烈士入狱时，王佩民尚在母亲忻玉瑛的腹中。
1948年9月30日，年仅24岁的父亲在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3个多星期后的1948年10月24日，王佩民呱呱坠地。
“孝和啊，佩民来啦！”忻玉瑛看到女儿的第一眼，失声痛哭！
“佩民”，是父亲留给女儿的唯一“遗产”。1948年9月27日凌晨2点，王孝和在狱中写下给妻子忻玉瑛一封遗书。在遗书中，他为还未出生的孩子取好了名字，“但愿你分娩顺利！未来的孩子就唤他叫佩民！”
很多年以后，王佩民终于理解了父亲为自己取名“佩民”的良苦用心。“我感悟到父亲心中装着人民，对未来的孩子也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将‘民’字放在了我的名字里，希望我长大后，心中也能始终装着人民。”
她的降生和父亲的牺牲，前后仅仅差了三个星期。缘悭一面，却是一生的别离！
“别人出生都是欢声笑语，我来到人间，迎接我的却是妈妈的哭声！”王佩民抚摸着发黄的复制版遗书，声音哽咽，“从此，这个名字和3封遗书，就陪伴着我成长。”
“我最怕过春节和国庆”
父亲走后，母亲拉扯着她和姐姐艰难度日，母亲曾想带着她们姐俩到地下与父亲“团聚”。
“当时生活太苦了，母亲想先将我和姐姐弄死，然后自杀。”王佩民回忆说，让母亲转念的，也正是自己，“妈妈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当时看着天真无暇、甜甜微笑的我，她下不去狠手。”
“两个女儿是孝和留在世上的唯一血脉，一定要抚养成人。”父亲的战友郭予钧的一番话让母亲彻底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此后，母亲每日洗衣、织毛衣，做工挣些辛苦钱，加上地下党送来的生活费，娘仨勉强度日。熬了8个月，上海终于解放了！
（王佩民幼时和姐姐、母亲的合照）
父亲的离去，让王佩民比同龄人更早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也更渴望父爱和家的温暖。
14岁时，她到寄宿制学校上海中学读书，很多同学因住校离开父母生活不习惯，但她并没有这种感觉。“我从小没有在很温暖的家庭里生活，离开家也无所谓。”
“我觉得父亲离我很远又很近，但想见却又见不到。”她时常做梦见到父亲，却怎么也看不清父亲的面容，梦中的父亲也从没留下只字片语。每次醒来，她都觉得心头一暖，却又怅然若失。
20岁那年，王佩民便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她一边上班一边照顾患哮喘病的爷爷，洗衣做饭照顾爷爷一肩挑。冬天冷得没办法，爷爷住院，她只能硬扛着。
（龙华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着王孝和烈士生前用过的一些物件）
有一年的除夕，分外冷清，让她记忆深刻，至今难以释怀。那天傍晚，王佩民下班到家，还没来得及做饭，饿极的爷爷就扒了几口冷泡饭，睡下了。没有团圆，连口热饭也没吃到。
“别人家红红火火做年夜饭，我们家冷冷清清。要是父亲还健在，我们也是团圆的一桌。”这一夜，她想念父亲也怨恨父亲，独自躲在房间痛哭了一夜。
这么多年，王佩民最怕过春节和国庆，“大家最开心的节日，对我来说是最不开心的时刻。春节别人都团圆了，我家里没有团圆；国庆节前一天，是我爸爸牺牲的日子，我怎么开心得起来？”
“清明节，已经成为我家里一个最重大的节日。每年清明节，我们全家都会去给父亲扫墓。”王佩民说，小时候，母亲抱着她们姐俩去；妈妈老了，姐俩搀扶妈妈去；她成家生子后，带着全家老小一齐去给父亲扫墓。“去看望父亲，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传承。”
每当生活工作里受委屈或遇到高兴事儿时，王佩民都会想念父亲王孝和。有时，她会去父亲墓地，与父亲“谈心”，“把烈士陵园当做自己的娘家”。
“对父亲，有时我很佩服他，有时也会责怪他。一方面，我觉得他很伟大，面对枪口毫不退缩，豁出性命维护国家利益。”王佩民说，“但我也渴望家的温暖，需要父亲的呵护。所以，有时也会埋怨他为何不顾家庭一心扑在革命上，早早离开了我们！”
“父亲，我一定会找到您”
生活越幸福，王佩民便越想念素未谋面的父亲，想与父亲分享他未曾享受过的幸福生活。
她急切地想了解父亲的一切，便到父亲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去寻觅他的影子，到北京、上海、宁波，寻访父亲的战友、狱友和同窗，去还原他的音容笑貌。
王佩民来到了父母在上海的旧居，红色的砖瓦墙，门口一排炉子。母亲曾在那边烧饭，她幻想父亲是不是曾坐在阳台读书看报？
在母亲忻玉瑛的回忆中，父亲是穿着灯芯绒夹克、有思想的英俊小伙，是看了一眼便让母亲坠入爱河的有志青年，是让怀孕的母亲在监狱门口甘受皮鞭抽打也要为夫讨公道的好丈夫。
上海的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成了她常去的“寻宝地”。
2001年前后，在上海市档案馆，她惊喜地看到一叠父亲在监狱里写的信件，里面竟有47封家书和2份遗书！一份遗书是写给母亲的，另一份是给爷爷奶奶的。
“泛黄的纸上，是父亲用铅笔、毛笔亲笔写下的家书！”王佩民眼里泛着泪光，哽咽地说，“看到这些信，我能感受到父亲真实的样子，跳动的影子。父亲有这么多信给我们，他是存在的！”
在馆方的帮助下，她拿到了2份遗书的复制品，珍藏在家中。后来，她还找到了一封父亲写给难友的遗书。她生怕这些“宝贝”有磨损、沾上手印，给每一封信都套上透明书夹，小心珍藏在装裱盒里。
这么多年，所有跟父亲有关的资料，她都视若珍宝地收藏起来，不知不觉已装满了3个皮箱。
认识父亲的人是怎么评价他的呢？带着这份好奇，王佩民到全国各地寻找关于父亲的记忆。
（王佩民珍藏的相册）
她到北京寻找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许统全，但这位老先生已经过世多年。
她又找到了父亲励志学校的校友、地下党员陈鹏麟，在他的描述中，父亲是个品学兼优、心怀家国的有志青年。王佩民拜访过他10天后，老先生便去世了。
“这让我觉得寻找父亲是件十分急迫的事。”王佩民说。
（王佩民珍藏的相册）
多年来，父亲王孝和的棺木先后移至虹桥公墓、上海烈士陵园。后来，因拆迁等原因，需要移到龙华烈士陵园。得知这个消息后，王佩民向组织提出要看看父亲的遗骸。
“虽然有些残忍，但这是唯一可以与父亲‘见面’的机会，我一定要去。”王佩民语气坚定，当时她以为至少能看到棺木里父亲“人的样子”，但没想到风化十分严重，棺木里几乎是空的，只剩下一个头骨和几根骨头，“虽然特别失望，但我总算见过父亲了。”
（王孝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就义）
如今，王佩民年过7旬，女儿、外孙、外孙女承欢膝下。“我羡慕一家人甜甜蜜蜜的团圆生活，我甚至嫉妒外孙女对她爸爸的亲热劲儿。我想念我的爸爸呀！”
“爸爸，我一直在找你，可我到现在也没找到您，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找到您的！”在写给父亲的信中，王佩民如此写道。
追寻父亲，她一生从未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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