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追求只有在一种规范的体制中才能够得到保障。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它是有规则的，这是一系列的规则、一整套的规则。这个规则是反映着资本流动的内在的规律，它也表达着各个投资主体它的意志，它的利益。同时它也体现着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其中有不少规则它是打破任何行业的，是通用的，甚至它是世界性的。我们能改变这些规则吗？改变不了，我们只能让这些规则来改变我们，我想资本它有这种意志，它有这种力量，资本的意志和力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资本运作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也在悄悄地改变我们自身。资本运作的过程往往也就是体制创新的过程，当然我们一开始是被动的，我们是不请愿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不得不适应。那么这种接受和适应也恰恰反映到我们报业的一种历史性的记录。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进行资本运作同时进行体制创新，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总的来讲，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一个法人制度的问题。这个结构的背后实质是处理好投资者利益关系的问题。处理这些关系具体讲有哪几个方面？我想有四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我们控股的报业和我们的投资伙伴之间的关系。进行资本运作，引来了新的战略投资伙伴，就这必然的会改变我们报业的经济成本，会改变我们的产权关系。我们过去都是单一的投资主体，都是我们的主办者，主管者或者是上级机关。那么资本运作本身就意味着你的投资主体出现了多元化。有新的力量进来了，新的主体利益进来了，就带来一个任务，就是如何在制度上来确立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各个投资主体的它的权利问题。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报业的有限公司、报业的股份公司。这在世界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但对中国报业是近几年的东西，是一个新事物。我们必须来理解这个新事物，也来爱护这个新事物。但是这里面也有思想问题，比如说我们过去讲社会资本进来量，总容易把它想做是一种异化的力量，其实不然。人家也是有志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它不是敌对力量，只是想从中得到回报而已，得到的前提是必须把事业搞成功，人家是冒着风险进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转变过来，真正建立一种思想，一种什么观念呢？我们以国有资产为控股，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来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中国的媒体、中国的报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从制度上来确立、来保障大家共同的利益。这就代表了我们报业产权制度的改变，我想这种改变是很深刻的，这是第一层关系。

　　第二层关系我们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经济学界，在企业界已经讨论了很久很久了。它的实质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规范的委托代理制度。因为过去我们的资产都是属于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代表是谁，是国家，国家是谁？国务院。但是到了下面是一层一层通过行政的代理来完成的。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再来完成一步，就是行政的委托代理制转化成一种企业的委托代理制。那么你就有了经营这份资产的权利和责任了。如果产权太模糊了，委托代表制解决不了你是有后顾之忧的，是不可能大胆运作的。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上，要处理好所有者经营者兼顾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相互关系又体现为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这么几套机构的关系。大家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大家互相协调，又协调监督的机制，有一个既放权又控制的格局。这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过去考虑这个社长怎么当，就是我一把手说了算，一票否决。可是到了董事会上就不可能一票否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