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朱赞卿

　《集韵》

《明史稿》清稿本

　　《象山县志》

　　参加献书仪式的朱赞卿家属，左三为儿媳姚重之。

　　藏书精神

　　历史上曾有许多文人雅士，不辞辛苦，四处寻访，广罗典籍，建立起一座座藏书楼，收集、保存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同时也整理和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藏书就没有中国的历史。正是由于他们以无比的勇气和毅力，一往无前的心胸和超然，投入了无数的财力和精力以及博大的胸襟和慷慨无私的壮举，今天，我们才有幸在这块文化圣地中一睹昔日文明之辉煌。

　　自宋以来，宁波藏书业兴盛，名家辈出、名楼迭现，著名的有宋楼钥的东楼、史守之的碧沚，元袁桷的清容居，明丰坊的万卷楼、范钦的天一阁，清黄宗羲的续钞堂、万斯同的寒松斋、黄澄量的五桂楼，以及民国以后的冯贞群的伏跗室、朱赞卿的别宥斋……他们都是中华藏书文化的优秀代表。宁波藏书家们具有诚实勤勉、崇文尚学的好读精神，嗜书如命、屡聚屡散、锲而不舍的收藏精神，世代相守、藏书传家的恪守精神，创新务实、爱书以德的开放精神，留意桑梓、化私为公的爱国爱乡精神。这些精神不仅体现了藏书家对文化的执著追求，同时还体现藏书家的人格魅力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宁波藏书家藏书精神不仅是宁波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藏书文化精神的充分体现。

　　宁波藏书家对保存中华文献典籍贡献卓越，传承中华文化功不可没，书香有续，心香永驻。(贺宇红)

　　藏书家朱赞卿先生当初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本来出于爱好收集的古籍，后来捐献给国家，由天一阁保存，如今又享受到一项国家殊荣：前不久，国务院批准并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有四部为朱赞卿所捐：万斯同稿本《明史稿》、明末汲古阁抄本《集韵》、明抄本《三才广志》 (部分)及清稿本《明文案》。

　　朱赞卿已辞世41载，除浙江一带老一辈收藏界、法律界人士外，知道他的人并不多。同为藏书家、同样有藏书楼的朱先生，和天一阁有着很深的渊源。天一阁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440多年来，它有过无数的辉煌，也经受了太多的磨难。到政府接管时，古籍由最初的7万卷锐减至1.3万卷。

　　不知道朱先生收集古籍是否效仿过天一阁，但却是在天一阁边上起步，一本本地收，一卷卷地藏，几十年下来，蔚为大观。后来，他的捐赠极大地扩充了这座享誉中外藏书楼的藏量，目前天一阁馆藏古籍已达30万卷，其中就包括朱赞卿先生捐赠的10余万卷，整整占去三分之一。此外，他还捐赠有历代书画900余件，瓷器、玉器、砚台、古玩等文物800余件，以及大量的碑帖。

　　朱先生所为，感召世人，其收藏人类文化精髓、永续书香的藏书精神，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褪色，相反，竟如此鲜亮。

　　书痴——性情所至心不移跨界得成藏书家

　　朱赞卿本不是宁波人，但他的辉煌是在宁波创造的。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初十，他生在浙江萧山的乡下朱家坛，名鼎煦，字赞卿、酂卿、赞父、者卿、宰卿、别宥、香句。他入私塾时科举制度还在盛行，有文化的父亲对儿子充满着期望。可没多久，科举废除，他也开始走进新学制的学校，先后在萧山高等小学堂、绍兴大通师范学堂、杭州宗文中学读书。1909年考入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别科，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委任鄞县法院推事，也就是做法官。数月后辞职，到绍兴龙山法政专门学校做教员，担任辩护士。这一职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律师，这便是他以后从事律师业近40年的开始。两年后又回到宁波，改业做律师，在鄞县地方法院辖区内行使职责，曾任鄞县律师学会会长。建国后还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研究员、宁波市政协委员、宁波市文管会委员。

　　从照片看，晚年的朱赞卿，人显得消瘦，个子修长，蓄长髯，有儒雅之气。据先生后人回忆，他平时不爱讲话，为人耿直，疾恶如仇，深知秉公执法的重要，每每办案，公字为先。沙孟海先生在《朱君生圹志》中写道： “以为辩护之职，务申民隐，扬直抑顽，有益人群。”朱赞卿最初在宁波月湖西侧的陆殿桥畔(现居士林附近)设“朱鼎煦律师事务所”。科班出身的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能言善辩，打赢过好多难度较大的官司，在律师界声誉鹊起。友人毛翼虎先生在自述《梦幻尘影录》中说： “朱鼎煦，字赞卿，为一藏书家，学识渊博，文笔锐利，为当时律师界第一支笔，我与他交往，慕其才也。”

　　朱赞卿的耿直性格，危急时刻便可看出。解放前，北京大学副校长冯定在宁波从事地下工作，被抓进警察局，朱赞卿挺身而出，凭借自己的威望，出面保释，使冯获得自由。上世纪六十年代，朱先生到北京办事，冯专门在政协礼堂设宴，以谢相救之恩。

　　朱先生从小酷爱读书，也萌发过藏书之念，父亲做过训导，有些藏书，但无善本。律师官司多了，收入也丰盈起来，他把绝大部分钱用在收集古籍、文物上。遇到故家藏书散出，他不惜重金购入。常熟毛氏汲古阁、歙县鲍氏知不足斋、萧山王氏十万卷楼、陈氏湖海楼、山阴沈氏鸣野山房、余姚卢氏抱经堂、鄞县范氏天一阁、慈溪叶氏退一居诸家流散的古籍，觅所重聚，集于朱家。他利用办案之机，往来于上海、杭州、绍兴和宁波之间，凡闻所及，足迹所至，遇有善本，必购藏之。

　　那时的杭州，古旧书店林立，不乏孤本善本。朱先生曾小住杭州，包括后来居住宁波时，办完事，他准会抽出时间跑去“淘书”，小琳琅馆、经训堂、复初斋、石渠阁、文艺书局、汇经斋、抱经堂、拜经楼、宋经楼、豸华堂等地，经常能看到他和店老板讨价还价的场景。此外，绍兴的取斯堂、宝贤堂、景仁堂，苏州的来青阁、大华书店，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来青阁，北京的琉璃厂来熏阁、中国书店，萧山的两宜斋等地，也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购入湖海楼的书是在民国十六七年间，朱赞卿曾回忆： “丁卯、戊辰间，异中湖海楼旧藏待价而沽，予贷于钱肆，兼程并进。”朱先生购书最集中的时段，是在民国初至宁波沦陷的近30年中。

　　遇到手头吃紧，又难以舍弃的典籍时，他宁肯变卖家中财物也不放弃。民国《鄞县通志》记载“尝邂逅得宋本《五代史记》，把玩考校，喜而不昧。书友示以顾千里手校《仪礼》，典衣买之，故人笑为书痴”。

　　买书的花销有时大得惊人，实在拿不出钱时，他便向夫人魏令仪张口。夫人要持家过日子，还要考虑家人的吃饭问题，不能不精打细算。一次，朱先生“借钱”的话刚一开口，马上听到夫人的答复是： “没钱！”他的脸立刻阴沉下来，怒气顿升。在朱先生看来，买书要比吃饭重要得多，失之交臂的遗憾说什么也不能留下。碰两次壁后，闷气郁结，难以消解，乃至十几年中不与夫人讲话。

　　民国年间，上海某图书机构委托一吴姓古董商，欲购买一套方志类书。古董商找到朱先生一家人。利益的诱惑，家人倒向金钱的一边，背着先生偷偷拿出书，卖了200元钱，先生还蒙在鼓里。没过多久，事情败露，他气愤之极，毅然将那位家人送到警察局严惩。

　　一场台风吹倒了方志学家马涯民家的屋墙，家里的藏书要出售。朱赞卿赶过去挑了200多本，需要200多元。他当时每月收入50元，钱不够赊着，每月还一部分，弄得家人好几个月没吃上肉。

　　书越积越多，家里书满“为患”，在府侧街7号(今宁波军分区院内)朱赞卿建造了一幢西式小楼，既做律师业务，同时充当藏书楼，取名“别宥斋”。这里也自然成为朱先生友人们聚会的场所，探讨版本，端详瓷器，辨别字画，考据砚台，小楼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气息。不只是文人，这里还是书商、古董商们出“货”的理想场所，他们深知，只要“货”好，在这里不愁卖不上好价钱。著名藏书家冯孟颛曾撰文描述别宥斋： “鄞城公园之左，前后屋二列，列三楹，后谓别宥斋是也。前圃杂莳花卉，斋中陈设书法、名画、佛像、砖甓，外蓄警犬、笼鸟，嗥嗥喈喈。书友挟策来与之论值，而室人交谪，与其声相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