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天意人心难料到书籍聚散终有时

　　朱赞卿的交往除律师界，便是学术收藏界，特别是与藏书有关的学科学人、乡贤同道，和他成为至交，范围大致在宁波、杭州、上海和北京之间。方志学家马涯民先生、教育家杨菊庭先生、文物学家马廉、藏书家冯孟颛先生、书法家吴公阜先生、书法家葛夷谷先生、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学者沈曼卿先生、古典文学家夏承焘等均为座上宾。他还与北京的郑振铎、马衡、赵万里、谢国桢、冯定等著名学者交往密切，常与他们有书信往来。

　　别宥斋所藏，除购得外，还有朋友所赠。在萧山居住时，邻居及师长姚莹俊知识渊博，朱先生很愿意与他交往，从他身上也学到不少版本学知识。一天，姚莹俊拿出明涵三馆刻本《金莲记》交给朱赞卿说：“后人不知道珍惜，现在交与你，是物有所归呀。”朱先生受宠若惊，感动之余，回赠裘皮大衣一件。

　　1934年，当时供职于教育部的沙孟海传来口信，说河南人有部《明史稿》要出售，稿本出自宁波人万斯同之手，理应归于宁波。先介绍给著名藏书楼伏跗室和蜗寄庐，两家都因价格过高而放弃。眼看书籍要和宁波擦肩而过，朱赞卿站了出来，东挪西借，凑足900银元买下，终于使书稿回到应该保存它的乡土。从一般规律看，后人修前朝史，往往从当朝视野出发，多有偏颇。清代纂修《明史》也未能跳出这一局限，今传世史籍与万氏《明史稿》有出入，因此万氏本成海内孤本，史料价值明显。

　　朱赞卿得到万氏《明史稿》后，兴奋之情可想而知，他后来又购得同为宁波人的黄宗羲《明文案》手稿。他将两部书放进一个书柜，备加珍惜，常抚摸翻阅，称作“句章双璧”。他还特意请人刻一枚印，因购得万斯同《明史稿》在前，黄宗羲《明文案》在后，印文为“万黄斋”，钤于各册之末。

　　1936年，浙江省举办过一次文献展览会，从各地征集的孤本善本，珍稀独到，各自称奇。别宥斋选送清一色的乡贤遗著参展：鄞县万斯同《明史稿》、余姚黄宗羲《明文案》、会稽李慈铭《越中先贤祠栗主目次》、象山倪象占《九山类稿》、镇海张成渠《连珠均考》、镇海姚燮《西泸棹歌》、 《书瘾楼诗稿》共七种，数量虽然不大，却显示出朱先生所藏乡邦文献之丰富独到。

　　别宥斋的书籍分别庋藏于宁波和朱先生老家萧山， “一斋两藏”，以宁波为主，萧山所藏也不乏善本。据朱先生所撰《别宥斋萧山藏书精华之一斑》等记载，有善本三百余种，其中有《大明会典》、万历《湖广总志》、 《山西志》、嘉靖《山东志》、 《吴邑志》、康熙《江南志》，以及云南、贵州、四川、台湾等十四省志。书楼居于闹市区，日寇侵入萧山前，先生为保险起见，将全部书籍转移到距萧山近百里外的绍兴下沥桥秘藏。两年过去了，原以为可以躲过这场战乱，不曾想日寇于1940年2月17日对下沥桥进行扫荡，烧杀抢掠，战火纷飞，书籍不幸全部毁于战火。因事先未及编目，实际数量难以统计，估计有十万余卷，其中包括著名藏书楼王氏十万卷楼和陈氏湖海楼的旧藏，许多卷帙弥足珍贵。

　　本来是一册、几册或整座楼收购，一点点“淘”来的书籍，顷刻间全部化为灰烬，怎能不让先生痛心疾首？他于悲愤中作《香句室忆语》抒发情怀： “青山春暮，竹窗晓寒，残梦未沉，新仇如约。秉笔书此，恍见累累书城，随烈焰以俱去。”

　　那次劫难，对朱先生的打击实在太大，他像生了一场大病，好长时间卧床不起，难以振作。

　　时局动荡，藏于老家的书毁于战火，藏在宁波的书也不安全。书籍如何保存，似乎成了朱家沉重的“负担”。该如何不让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成果落入异族之手，成了困扰朱赞卿的头等大事。

　　时局渐紧，他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而危险，却一天天地逼近……

　　1941年4月20日，宁波沦陷。57岁的朱赞卿和夫人魏令仪提早雇车，押着大大小小的书箱，悄悄离开宁波，经过艰难辗转，来到乡下的一座山中躲藏。书籍寄藏于白象桥郭家，后来又转移到后隆、牛背脊、阳庵堂等地。书箱众多，惹人耳目，转运途中又遇盗贼盯梢，遭受抢劫。朱先生舍命护书，与歹徒搏斗，手臂被刺伤。熬过一段时间，原来乡下也并不安全，考虑再三，他决定还是回城躲藏似乎更保险。

　　初春的太阳刚落山，喧嚣一天的城市渐趋平静。傍晚时分，朱先生和夫人守护着书箱，悄然由西郊入城，来到事先租赁好的云石街一旧屋存放。他本人则躲进宁波南门的通利源榨油厂暂居，以防日本人纠缠。存放一段时间，因存地环境差，书籍又遭白蚁蚕食。那段时日，他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整日提心吊胆，身心疲惫。一遭下来，书籍又遇损毁，再联想到先前，书籍的命运实在坎坷，用先生的话说，遭受了“水火盗虫”四厄。

　　终于，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朱先生可以长长地叹口气了，耗尽心血珍藏的古籍总算没有落入敌人之手。他又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腾出精力收集书籍了。几年以后，藏书楼因征地，别宥斋从原址搬到孝闻街179号。

　　那是原来建好的一幢两间一弄的小洋楼，红顶白墙，占地4.3亩，本为接待客人而建。院内有假山、荷花池和石板路，花园里各种花卉，四时开放。与原址相比，此处显得幽深静谧，大门到藏书楼有一狭长的通道，门上装着按钮，有客人来，一按电铃，几十米远的家里便会响起铃声。按照朱先生的设想，原计划在小楼的东首再盖一座真正的藏书楼，格局为摆放书架的开间，人书分离，防潮通风。建筑用的石条、砖瓦、木板都已买好，后来因经济拮据，未能实施。

　　小洋楼的“壳”被赋予别宥斋之名，多少有点强加的味道，而里面的“瓤”却实实在在地塞满了书籍。一箱箱、一摞摞，房间里、过道中、楼梯上，甚至连卫生间里，堆得到处都是，人走路都要绕着书走。后来，藏书楼被拆除，原址在今市中医院住院部的位置。

　　“文革”期间，朱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所藏书籍暂存于天一阁，也仿佛续写着他与天一阁的情缘。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先生出任天一阁重修委员会成员，经历了三十年代天一阁的修缮、天一阁书籍的迁移等重大事件，他还和其他社会名流一道，担任天一阁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书籍聚散，有时让藏者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