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股市在“低迷”状态中前行。尽管市场已经出现了“筑底反弹”的乐观判断，股价也出现了局部“俯卧撑”的态势，但是，整个走势还是依然显得“信心不足”。

　　造成中国股市这样“惨淡”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通过欧美资本市场价格动荡的溢出效应和原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高企，严重影响了像中国这样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业绩和资本市场的信心；输入型通胀压力和流动性过剩现象使得央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无法松懈，这可能会导致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企业投资所需要的资金显著减少；此外，大小非解禁、央企(重组)上市等打破了市场不稳定的资金供需平衡结构；而控制大盘权重股的企业业绩表现不佳，从而拖累股指；再者，“情绪市”代替了“政策市”，去年股价“透支”的表现改变了市场现在的投资心态。随着目前向下调整的股价屡屡“击破”市场预期的“政策支撑”点位，大家对“救市”行为的理解就与监管部门“制度治理”的价值观产生了背离的“氛围”——股价严重下挫时，并没有因为政府一次次对股市发展及其制度完善重要性的强调而产生实质性扭转。而最近热钱“诡秘”的离场(伴随国内散户的羊群效应)也可能在高位打压股价的抬头。

　　面对上述错综复杂的“利空”因素，是先尽快扭转目前股市“资金面”的失衡来创造投资价值，还是加快股改的步伐，即通过规范企业上市和改善投资环境等制度建设来创造投资价值，是目前市场对政府“救市行为”的力度及其效果判断的分歧点。

　　平心而论，在今天市场严重缺乏信心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如何改变股市目前“资金”面上供需失衡的格局，对提振今天的股价确实会起到显著的效果。可是，靠政府出场，直接调整资金供需失衡问题的“救市”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至少两方面的作用：

　　首先，容易产生一种中国式的“道德风险”。中国企业家们可能会放松对自己融资策略的自律行为——反正政府会为我们所造成的市场压力而出面买单，只要自己能赶上“低成本”融资的末班车就行。结果，事后真的“无法”对“恶意圈钱”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的话，当然也就无法有效制止今后同类事件的发生；中国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和对“企业治理”的关心度日趋下降，更多的只是关心价格变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的变化，于是，追涨杀跌的心态就自然形成。这种心态又被一部分基金经理们恶意放大，加速了资本市场大起大落的频度。

　　其次，由于中国汇改方式的渐进特征和全球流动性追求新兴市场高收益的特征，热钱进入中国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近来国际金融市场格局出现反转，美元持续反弹，新兴市场的流入资金出现明显回流迹象。因此，当前如果政府轻易“救市”，就有可能让温存在股市中的热钱趁机套现离场。

　　总之，对于中国股市，现在就要让它脱离“政策市”的机制，不现实也不负责任，但不管怎样，还是存在好的“政策市”和坏的“政策市”的问题。前者能提振市场的信心，增强全社会承受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也能及时对不良的交易模式发出“监管”的信号和举措，从而能加强政府在市场中的信赖性和政策的有效性。相反，坏的“政策市”，却会助长“道德风险”，放大外部因素所引起的市场波动，激化股市中风险和收入的不公平分配，削弱政府的管理权威性，从而破坏社会的和谐，放慢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要好好总结海内外“政策救市”的经验教训，合理选择“资金”救市或“制度”救市的最佳时机和最佳手段，建立上下共识，齐心协力，加快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化建设的步伐。真正让中国的企业通过一个制度完善的资本市场“做强做大”自己的品牌和产业。让中国的投资者从企业的真实业绩中，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厚重的果实。为此，政府决策部门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目前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需要的、建设一个好的“政策市”的义务和责任。(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编辑： 吴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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