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注射执行死刑需要医生或医学专业人员协助配合，由于种种原因，如医生的个人原因，伦理制约，或者是反对死刑，一些专业人员拒绝参与注射执行死刑，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药物注射死刑为例，当时就因为医生的拒绝，从而导致了持续的法律纷争。

　　其实，在中国注射执行死刑也发生过意外。继昆明中院在全国最先使用注射执行死刑后，杭州中院也开始使用这种方法。

　　《南方周末》曾报道说，由于执行人员过于紧张，浑身直冒虚汗，双手颤抖，无法进行人工注射。后来杭州中院找到被誉为“中国注射泵之父”的罗建明高工，请其研发高速执行泵。就在高速执行泵发明出来后，在第二次使用中也出现了问题，一号药的残留部分与二号药一接触，马上产生凝结，堵住了输液管，在执行泵继续推进二号药时，输液管发生爆裂。虽然最后导致爆裂的管线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在关乎人生死的问题上，任何细小的疏漏都可能造成巨大的遗憾，即使对方是死刑犯。

　　如今，注射死刑在我国已经走过了12个年头，相信这种以人道为出发点的死刑执行方式将会越来越被普遍采用，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当面对用药量，谁来执行，执行场地等一系列问题的时候，显然，人性的一针背后还需要更多的人道。

　　主持人：

　　你看，枪决它是有一套实施细则的，但是12年以后，当我们再关注注射死刑的时候，发现注射什么药物，由谁来执行，在多长时间内可以让犯人死亡，这些似乎都没有一个像标准一样的东西可以去依据。

　　白岩松：

　　的确，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即使是死刑犯的死亡也需要一种公平，我想这种公平里头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含义是当有一部分执行死刑的时候用注射，而另一部分用枪决的时候，可能对于枪决的那批人可能就不公平。

　　第二种公平就是同样都是注射死刑，当有人是极短的时间，几乎很平静地就死去了之后，而有的人却经历了一种没有想像的痛苦，最后虽然也离去了，但是这个被延长的过程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公平。

　　所以从现在的角度，经过了12年，当然有一些细节，作为新闻媒体还不一定能够掌握，但是透过今天的媒体我注意到这样的一些细节，你比如说显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在技术上，在药品上等等有了比较成熟的这种把握，因为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是由北京市先根据你今年有多少死刑犯，向最高人民法院来报，然后申请，最高人民法院把相关执行的药品等等发放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后在执行的时候，再下派到比如说中级的法院去执行。

　　你看，现在这个关其实把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手里头，不管是药品或者其他的一些，我相信它也有它的一些实施细则。经过12年之后，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这种，包括失败的案例，即使在国外也有，在国内也有，但是后来你会看到新闻的时候，它也都弥补了，希望现在是一个已经接近成熟了，所以希望北京今年年底可以实施之后，也能在全国快速铺开，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实现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