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借一顿饭做“宁波帮”的工作

　　“小平同志动员全世界“宁波帮”建设宁波之后，在众多“宁波帮”的头面人物中，最早响应小平同志号召的是包玉刚先生。”葛洪升说。仅仅隔了半个月，１９８４年８月中旬，包玉刚来函邀请宁波市领导访问香港。这也是自解放后，包玉刚第一次与家乡联系。

　　葛洪升回忆说，９月上旬，我们抵达香港。当天中午，包玉刚先生在他的香港大酒店会见并宴请我们。包先生谈笑风生，十分高兴。我们向包先生介绍了小平同志、中央、省委关心支持宁波开发开放的情况和宁波当时的发展状况。

　　事实上，在港的“宁波帮”几乎就是宁波那时了解国际市场的唯一窗口。在香港期间，葛洪升开始密集地会见在港的“宁波帮”人士。当时宁波外办的工作人员，为了迅速打开局面，一般在香港一次就要与上百个“宁波帮”人士见面，并且要利用宴请的机会记住上百位“宁波帮”人士的长相和名字。由于没有照相机，还要委托“宁波帮”人士拍下照片寄回来，然后凭记忆一一对应建立档案。和“宁波帮”的交往就是这样从零起步。

　　第二年的１２月５日，葛洪升再访香港。当时应包玉刚邀请，经中央批准，浙江代表团访问香港，出席宁兴公司的开业典礼，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王芳为团长，葛洪升是副团长。宁兴公司是宁波市政府在香港设立的海外国有全资公司，其意在建立起宁波市与在港“宁波帮”人士沟通联络的渠道。

　　而此次在港期间，葛洪升遇到了一件让他有点纳闷的事。１２月８日，包玉刚在上海总会餐馆宴请代表团，在港的“宁波帮”知名人士４０多人应邀出席。席间，包玉刚把葛洪升、邵逸夫，还有香港宁波同乡会会长包从兴叫到一边。

　　包玉刚说：“我想把我们读书的中兴中学重新修建一下，花１０００万港币，你们出多少，自己报，剩下的我出。你们看行不行？”

　　包从兴连声说：“好的，好的！”邵逸夫说：“玉刚兄说好就好，我们听玉刚兄的。”

　　葛洪升说，那次会谈后，到了１９８６年上半年，包先生来杭州参加港龙航空公司飞机飞杭州的首航仪式，和我见面时说：中兴中学１０００万港币，邵逸夫、赵安中、包从兴、叶谋彰先生各出１００万，不足的６００万港币我出，请书记马上安排施工。当时，赵安中先生也在座。赵先生对我说，拜托书记了。

　　“那个时候我就有点纳闷：中兴中学的几百万港币，包先生为什么要亲自找邵逸夫、包从兴呢？包先生亲自出面，邵先生他们每个人才出１００万港币，包先生似乎有失面子。而且像包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这１０００万港币怎么会出不起呢？为了这点钱他何必要费这个劲呢？”

　　葛洪升说：“后来，我体会到，包先生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宁波帮”的工作，让他们也一起出力支持家乡建设。虽然只有１００万港币，但据我所知，这是邵逸夫先生第一次出资帮助家乡建设，也是他第一次向国内捐资。”

　　葛洪升感慨地说，动员“宁波帮”，很大程度上是“宁波帮”在动员“宁波帮”。包先生就曾说过：“我是宁波的大使！宁波的事也是我的事，我愿为宁波的百姓跑腿。”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让“宁波帮”放心回乡

　　包玉刚用这种方式动员“宁波帮”，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因为邵逸夫等海外宁波人来家乡捐资投资实际上是有顾虑的。邵逸夫从事的影视业，很大的市场在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当时敌对情绪很严重，印尼华侨都不敢来投资。因此也是顾虑到业务，邵逸夫很少公开与内地官员交往。

　　有顾虑的也不只邵逸夫一人。“还有一些海外宁波籍人士和亲属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葛洪升说，“为此，我们那时就抓紧落实政策，解决他们的历史遗留问题，清理、归还被错误没收的房产，改正冤假错案，让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回乡来。”

　　而实际上，自从解放之后，包括包玉刚、邵逸夫、陈廷骅在内的一大批享誉海外的宁波籍人士，却还未曾回过家乡。因此如何做好他们的工作，动员他们支持家乡建设，对于广泛发动海外“宁波帮”，就显得尤为关键。

　　邓小平点中“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工作”的卢绪章，乃是包玉刚的表兄。他曾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地下党员张公甫即以他为原型。抗日战争时期他以广大华行老板的身份与包玉刚来往，其间曾给了包玉刚不少的帮助。广大华行是今香港华润集团的前身。解放后，他出任外经贸部副部长，包玉刚才知道了表兄的真实身份。

　　７３岁的卢绪章受邓小平的委派，来到宁波就任浙江省和宁波市政府的顾问，他要协助宁波市做好“宁波帮”这篇大文章。他第一个想起的自然是包玉刚，但他也知道包玉刚的“心病”。文革开始后，包家的祖屋被占用，祖坟也被扒掉。包玉刚传话说，祖坟是根，如果不能祭祖，就不回乡。

　　葛洪升得悉这一情况后，和同事一起寻找祖坟，查找包家丢失的财物。镇海统战部门查到，包家祖坟的石碑在“破四旧、立四新”时被扒掉，坟迁到了姚江大闸那儿，但到姚江大闸附近寻找时，却不见一穴坟的踪影。经打听，原来是这里要办工厂，坟又迁走了。但迁到哪里又不得而知，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最后是从身在宁波的包玉刚的外甥陈蟾圣处打听到，包家祖坟已迁到了离镇海钟包村不远的一个叫神钟山的地方。

　　包玉刚得知祖坟两度迁移、现在已修葺一新，不禁热泪盈眶：“我今年就回家乡！”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８日，也就是在葛洪升首次访港后的一个多月后，“船王”衣锦还乡，和夫人黄秀英以及亲友等十多人再次踏上了阔别３０多年的家乡土地。

　　葛洪升陪包玉刚一行乘坐民航包机飞抵宁波。“飞机降落时，包先生和包氏家族成员都很激动，欢呼着：到家了！看到老家了！”回家第一件事，包玉刚率领家族成员，列队来到坟前，点上香烛，按照旧时规矩跪拜祭祖。

　　在寻找祖坟的同时，镇海区也已收回了包玉刚在钟包村的祖屋。其中他结婚用的一张古老精巧的七弯凉床，被卖走几十年，并三易其主，镇海区派人花了半个多月时间，最后在舟山嵊泗的一户渔民家里找到了。然而渔民不肯赎回，说是自从买了这张凉床后，别人家都生女儿，而他却生了两个儿子，是张“福床”。经过六次登门协商，终于用一张１２００元的新床换回了那张当时售价为１５０元的旧床。

　　第二天，包玉刚和夫人黄秀英回到了钟包村的祖屋，包玉刚一边到每一个房间仔细察看，一边向夫人和兄妹回忆着儿时的一些趣事。而当走进楼上的房间，黄秀英就兴奋地叫起来：“这是我做新娘的房间！玉刚，这是我们结婚时的床！”黄秀英坐到梳妆台前，包玉刚走过去，双手揽住夫人的肩头，这对花甲老人仿佛重回新婚的那一天。

　　第三天，包玉刚宣布，捐资２０００万美元帮助宁波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