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鼎山
董鼎山的外孙女萝拉·玛莉和非洲裔外孙女董洁德
碧雅和她的女儿
董鼎山夫妇和外孙女
包丹虹
客居纽约半个多世纪的董鼎山先生,仍保持着过中国年的习惯。每当大年三十晚上,他的妻子就会在大桌中铺上红色台布,拿出一对涂金烛座,点燃两支长长的红蜡烛,营造喜庆气氛。他给女儿压岁钱,诉说自己孩提时代在故乡宁波过年的故事。这一切,不仅源于自身根深蒂固的怀念,更是为了让孩子不忘却父亲那中华民族的传统。
大年初一早上,对应于大洋彼岸的美国时间,刚好是除夕,想必董鼎山先生正阖家团圆吃年夜饭吧。为了给采访增加点声色,也为了表达对同乡文学前辈的敬意,我和董先生通了电话。他说话声音清朗,听不出是89岁的老人。但乡音地道,即便操国语也纯粹是宁波官话式的。
他笑说,一家人刚从外面吃年夜饭回来,因为附近中国城新开了一家素菜馆,就像上海功德林那样的。他说嘴巴越老越馋,记得宁波有个套菜“十大碗”,想起来就使人垂涎欲滴。通话间,听到稚气的童声。我问:是您外孙女吧。董先生说:是的。他便唤小孩过来,那洋娃娃说:Hello!Bye-Bye!那情景可谓中西结合的天伦之乐。
春节过后,我收到了董鼎山先生回复的采访提纲。500格的文稿纸,整整8页。竖写、繁体字,满是老底子文化人的一派恭敬。追溯笔墨生涯,这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的精彩是从故乡开始的——
14岁发表《论战时宁波中等教育》,曾轰动宁波
董鼎山老家位于宁波江北人民路,当时叫泗洲塘。在他记忆中,小时候住的房子非常华丽,双层五开间前后两进,阳台是雕花栏杆。门外有条小河,夏天船只交通甚为繁忙。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靠颜料发财,与许多宁波商人一样,赚了钱后乐善好施。他建凉亭让路人歇足,造观音阁供乡人烧香。他还在宁波开了个药材店,名勤德堂,后被火烧毁。董鼎山12岁时祖父去世,但并不影响家境,因为父亲早已独立门户,他经营的“董顺记颜料号”,在江北岸名声很响。
董鼎山和弟弟董乐山兄弟俩在文化界各有建树,且都早慧,这与出身富裕、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关。董鼎山初中就读于宁波的斐迪中学,高中在浙东中学读,即由斐迪与三一书院合并而成,都属于教会办的。董先生说,兄弟俩自小爱看书,从《封神榜》、《西游记》、《火烧红莲寺》等武侠小说开始。进斐迪初中后,学校藏书丰富,初次接触现代小说,成为巴金迷。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董鼎山抗日情绪激昂。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他对学校不关抗战痛痒的课程非常不满,在课堂上发表意见。老师认为他说得不错,就给了一个作文标题。于是,董鼎山写了《论战时宁波中等教育》一文,自己投稿给宁波《时事公报》副刊。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即轰动宁波,引起教师们议论纷纷。
董鼎山是在抗战爆发后去上海的,在复旦附中结束学业后,进入圣约翰大学。那时起,他就向《大美报》副刊《浅草》投稿,成为当时名编辑柯灵手下的小将之一,与何为、徐开垒、晓歌、林莽等为伍,经常在柯灵所编的副刊如《世纪风》、《草原》、《笔会》上发表文章。另外,他也为孤岛时期流行的《万象》、《杂志》、《幸福》等期刊撰写小说、散文、影评。
其中,他以“令狐彗”的笔名在沈寂主编的《幸福》月刊上发表言情小说,据说曾迷倒了无数妙龄女子。我问:年轻人的情爱心理写得如此惟妙惟肖,那阵子有过恋爱经历吧?董先生坦言:“女朋友不少,尤其是在读圣约翰大学阶段,当时还曾出了小说集《幻想的地土》。后来有一次回国,四弟名山的朋友找到原本,影印送我。上海的老友沈寂马上要去重印出版,改名为《最后的罗曼史》(2001年上海百家出版社)。”现代文学研究者吴福辉认为他“善于描绘新一代洋场儿女风情”,是“张爱玲时代的一个漂亮的尾声”。而董鼎山自己说:“我对那时逢场作戏似的言情创作并不重视,我所重视的是用坚卫笔名发表在柯灵所编报刊上的散文。”
提起风流倜傥的上海旧梦,董先生还带出了一段幽默插曲。他说:“20岁时,舞台导演胡导是弟弟乐山的好友,他认为我‘卖相不错’,明星电影公司在招收演员,可以去应征。当时张石川(也是宁波人)见我,说我卖相与身材都好,只是咬词不行,‘宁波官话’怎么可以上银幕?他一语损伤了我的自信,从此去除了做电影明星之梦。”但边缘“触电”还是有的。1985年董先生曾因老朋友谢晋之邀,来长沙参加《芙蓉镇》电影剧本的讨论。同年,受电视名人靳羽西之聘,任电视节目《看东方》的高级顾问,一起返国拍摄。当然,这是后话了。
玉树临风的董鼎山没有成为影星固然遗憾,但命运之神对他的职业生涯似乎另有安排。1945年,他在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后,先进入《辛报》任国际特写版编辑,后考入《申报》当记者,不久应聘《东南日报》地方新闻版编辑。
1947年的一天,将要去美国留学的董鼎山回宁波,在“董顺记”的店堂里,吃完父亲为他饯行的筵席,就上了轮船。挥手告别间,哪知父亲的背影会是他今生最后的一瞥,哪知再次回眸故乡的山水时自己已两鬓霜白。
欣慰的是,远程是从家乡起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