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联合国”，回乡曾经白饭吃5碗

　　自己是中国人，太太蓓琪是瑞典人，女儿碧雅是美国人。所以，董鼎山的友人们常开玩笑，说他们的家庭是个小型的“联合国”。董先生年近40岁才结婚，问他为何这么迟？他说是因为想多交一些女朋友，率性自由的美国生活作风活脱而出。

　　董鼎山居留美国是时局造成的。他原定在美留学三四年，不料世事无常。他说：初到美国时不但生活不适应，而且极为思乡。开始费用由父亲供给，1949年后，音讯隔绝，他就到大学城的餐馆洗碗打工，这在当时留学生中是很普遍的现象。后来，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把留学生视为“难民”，求学期间接受政府一些生活津贴。

　　毕竟是年轻人，融入环境快。在密苏里大学时，第一篇英文稿在《堪萨斯城星报》发表，董鼎山很兴奋。当时，纽约有个国际学生中心，供人生地疏的外国籍学生聚会交际。董鼎山出于兴趣爱好，还曾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会刊《见解》。蓓琪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她是医药实验师。董鼎山对她的好感是因为毫不做作的直率。据他所述：那晚国际学生中心周六活动结束后，一批人到格林威治村朋友家去宵夜。他们坐在地板上听音乐，董鼎山说口渴，真希望有人拿瓶啤酒来。当时，两位高身材的金发女郎即起身说，我们到厨房去取。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这样态度的女子是很难得的，一般都有点小姐气，要男士服务。后来，互谈之下，果然不出所料，她们分别来自瑞典和挪威。因为只有北欧社会才会产生这类举止自在、毫无男女之间拘束隔膜的爽直女性。

　　另外，他还欣赏蓓琪的勤劳与节俭。星期日她偶尔到公寓来，看他房间散乱便整理，见地板有灰尘就要打扫。他约她出游，蓓琪尽量替他省钱，吃饭上小馆子，看戏选择便宜的座位。后来，董鼎山到瑞典游历后，才发现这是北欧少女在家庭中养成的好习惯。

　　董鼎山既浪漫又现实。他说：我在选择女朋友时，条件是聪明与美丽。结婚的条件是她还要贤惠、朴实、善良等。按此对照，蓓琪当然是婚姻的最适合对象。所以，当某天她跟他说，一位女医生朋友要去非洲任职，要带她同去时，董鼎山不得不考虑人生大事了。因为不愿失去她，于是马上求婚了。他俩相差8年。

　　通常在人们的印象中异国婚姻是不牢固的，可他们差不多将拥有50年金婚了，到达中国人所崇尚的那种白头偕老的圆满境界。有意思的是，他们结婚是在愚人节，这个日子好象是玩骗人把戏的，而他和她却认真了一世。当相问夫妇俩天长地久的婚姻秘笈时，董鼎山由衷地夸妻子：“她真的是中国所谓贤妻良母，我所有亲友都敬爱她。”这类爱，是真正的爱，在中西配偶间很稀有。

　　当然，家里偶尔也会发生“三国战争”，但妻子不成问题，倒是美国脾气的女儿很难应付。碧雅性格刚毅，容易顶嘴。董鼎山说：“女儿身上中国文化的烙印不深，这是我的一个遗憾。但她娴熟瑞典语，这与她小时候每年到瑞典外公外婆家去住有关。碧雅在美国电视台工作，搞广播后台技术。选择这个职业是出于安全之故，因为当广播员、主播、或采访的多半为期不长，特别是女的一到中年容貌转为苍老，便有被撤职的危险。女儿为人做事完全独立自主，我们不能干涉。现在我是向幼小的外孙女萝拉·玛莉找寻纯爱。用宁波话说，这叫隔代亲吧。”

　　年老了，容易怀旧，董鼎山最忆家乡菜。提起那次回故乡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1988年，应邀到宁波大学讲学时，他返国已约10次，但回乡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说：“当时宁波已很发达。宁大朱校长亲自陪着我们到处周游，找寻旧踪，都不认识了。我家房屋已非常破败，住了十几家人。妻子手抚阳台上斑驳的雕花栏杆说，她可以想像当年建筑的华丽。”董鼎山在屋外边流连边照相时，发现屋角一块奠基石，上刻“富远堂董界”五字，不禁惊喜万分：“这块祖父当年所置的碑石，成为我于半世纪后指认老家的唯一证据。”

　　董鼎山说：“回老家的那些日子中，在宁大外宾旅舍与兄弟们团聚，每天同桌食饭，兴趣极高。我妻蓓琪也和大家相处融洽。”

　　少小离家老大回，亲切的是乡音。董鼎山的满口宁波土话，常使接待人士发笑。他说，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宁大人员请我们在一餐馆用饭，问要吃什么，自己即说臭豆腐、臭冬瓜。“我白饭连吃5碗，在座老乡们与堂官大惊失色(当时我年66岁)。20年后我仍在梦想。”

　　人生如白驹过隙。董鼎山与已过世的弟弟乐山之前曾经有个合写回忆录的打算，问董先生是否还怀有这个愿望，独自完成回忆录？他回答：“不再打算独自写回忆录，太吃力了。其实这篇采访，读来就是回忆录。我精力已衰，除了写两个专栏，大部分时间是卧在安乐椅上读书、看报或看电视，晚上睡觉九十小时，还要电脑上网，故觉得每天时间极短。从去年开始，因百花出版社编辑所约，我每月写一篇约3000字随笔，发表在天津的《散文》月刊上。那种对过往生活的拾零，也可算作是回忆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