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究竟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差异说起。

　　野生稻有3种，即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培育而来的。普通野生稻谷粒瘦小而细长，药用、疣粒野生稻谷短圆。三种野生稻的粒重都不及栽培稻的一半。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虽已炭化，但大多保留有完整的谷粒外形，谷粒长而大，颗粒大小(千粒重约22克)已接近现代栽培稻，粒重更远远超过了野生稻。禾本科植物在长期人工选择的影响下，性状不断发生变异，植株也由小变大，反映在花粉个体中，栽培植物的花粉个体一般要比野生植物的花粉个体大一些，虽然目前还不能在两者之间划出严格的界线，但河姆渡花粉谱中出现的禾本科植物花粉直径一般都在30微米左右，最大的可达49.48微米，从这一情况推断，其中大多数无疑是人工栽培的谷物一类的植物。

　　根据考古学家的考证，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块茎等活动，河姆渡文化时期依然存在，并且是先民们食物来源的一种重要补充。从北京猿人到河姆渡人，他们的采集活动无非是植物果实的采摘，块茎的挖掘和河蚌、螺蛳等水生动物的捞取等。对于稻谷一类的植物，如果是采集，也只是摘取其穗，不会连取其根、茎、叶的。河姆渡遗址地层内发现的稻谷，往往跟稻秆、稻叶等堆积在一起。另外，在遗址内还出土了不少用动物肋骨制成的骨镰。这种连同稻秆、稻叶一起收获的迹象，以及收获工具骨镰的出土，无疑是栽培稻的又一证据。

　　人们会问，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既然是栽培稻，那么，它是怎样从野生稻变为栽培稻的呢？这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的妇女。

　　在将近1万年以前，在包括河姆渡在内的江南广袤的原野上，沼泽地上和芦苇杂草丛中，生长着大量的野生稻、稗子以及其他禾本科植物，它们一起杂生着，春华秋实，自生自灭。当时的人们尚不知道种植水稻，甚至还不知道它们是可以食用的。

　　由于在当时的氏族内部分工中，男人们多从事狩猎、捕捞等危险性较大的劳动，而妇女们除了照顾老人、孩子外，也承担了就近采集野果、野菜的活计。这就给了她们发现水稻可以种植的历史机缘。

　　妇女们领着孩子，经常在野外采集野果和野菜，看到鸟雀飞来啄食那些成熟的野生稻谷，受到了启发，认识到那是一种可吃的植物，于是就大批采集回去，用石头或木棒捣碎去壳，煮熟充饥。与此同时，还对生长在沼泽地上的野生稻有意识地进行观察和保护，等到种子成熟了再采集。这样代代相传，过了相当长的时间。

　　很有可能是某一天，从外采集回来的野生稻谷，偶尔洒落在住地附近低洼而湿润的土地上，由于条件适宜，在阳光雨露滋润下，到第二年就发芽、成长、抽穗，并结出谷物种子。

　　妇女们经过细心观察，认识不断深入，有意识地在某些比较低洼湿润的地方，播下野稻谷的成熟种子。播下的种子跟在野外一样，也能长出稻谷来。就这样，妇女们逐渐掌握了水稻生长的规律，还认识到人工种植水稻比去野外漫无边际地采集野稻方便得多。于是，逐步地扩大播种面积，把住地附近的沼泽地上的芦苇和杂草放火烧掉，开辟成水稻田，种植稻谷。

　　上面的这段描述，并不完全只是凭空的想像，而是与从考古发现还原出的远古历史的情形基本相符的。因此可以说，妇女是原始稻作农业的发明者，她们把野生稻改造成为人工栽培稻，为人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被肯定为栽培稻后，还要确定其是籼稻还是粳稻。著名农学家、浙江大学教授游修龄认为，我国栽培水稻很早就有籼和粳的记载与区分。籼稻和粳稻在形态、生理上有一系列可资区别的依据，如稻谷的粒形、稃毛、粒色、叶片形状、分蘖力强弱等。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因年代久远，许多检测方法已不适用，只能凭稻谷的外形鉴定。

　　粳稻的长宽比约在1.6至2.3之间，一般都在2以下。籼稻的长宽比约在2至3之间，一般都在2以上。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直观的感觉有两种，一种颗粒较小，一种颗粒较大。

　　颗粒较小的一类稻谷的长宽比为2.71，颗粒较大的一类稻谷的长宽比为2.53，平均值为2.62。

　　从这些简单的测定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是典型的籼稻类型。

　　另外，还可以从稻谷颖壳上稃毛的分布规律来区分籼稻和粳稻。通常的情况是，籼稻颖壳上的稃毛分布均匀，排列整齐，长短较一致；粳稻颖壳上的稃毛多集中在颖壳的上半部，下部稀疏，分布不均匀，长短也不整齐。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保存完好，内外颖清晰可分，内外颖上纵脉隆起明显，颖壳上的稃毛分布均匀，排列较整齐，长短一致。这从又一个方面证实了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是典型的籼稻。

　　由于河姆渡籼稻的出土，纠正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有粳无籼”的说法。前几年，浙江浦江上山遗址虽然发现了1万年左右的稻类遗存，但由于年代久远，保存环境较差，尚未能得出相关的明确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