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辛苦争取回来的工钱，外来工们连说“谢谢”。
讲述人毛德裕 59岁江北区职工维权帮扶中心副主任
我的故事 32个农民工让老板现场付工钱
我在一线从事职工劳动争议调解已经有28年了，现在的80后、90后都喜欢叫我“老法师”。也有不少在宁波多年的外来务工工友遇到纠纷会慕名赶来，指名要我调解。我们小小一个职工维权帮扶中心，现在每天平均接待四五起争议，最忙的时候，一天要接待20多次来访。另外来电咨询的也有不少。
在这个岗位做久了，我真觉得调解比仲裁还要难。调解除了依法、公正、公平，更重要得双方都满意才算行，有些劳动争议要对双方进行几十次的调解。我们做劳动维权调解工作的，不单是和事老，更要懂得政策法规，摸透彻双方心理，还要有一副好口才、好耐性，兼顾好职工与企业双方的利益。
今年6月，有32个农民工就到了我们这里要求维权，说经过一熟人介绍，去给包工头做了暑期工，改造一家幼儿园。等全都完工后，包工头把几百万元的清单交给幼儿园，对方觉得数目太大，接受不了，就拒绝付款。这下，几十个农民工的工资就被悬了起来。我们算了算，泥水工、木工、水电工、玻璃工、普工，32人一共被拖欠了30多万元工钱。
很明显，问题的症结在于整个工程的结算价。幼儿园嫌包工头开的价太高，但包工头列出来的每项开支看起来又很“专业”。怎么办？我们找了一家第三方评估中心，最后算出来的价格在包工头基价上减了几十万元。这个结果，包工头和幼儿园都没了意见。前不久，包工头拿到了工程款，32个农民工兄弟喜笑颜开地从老板手里接过了一个夏天的辛苦钱。
我的希望 职工维权不要“过度”
职工合理、合法的利益，我们一定要维护，但过分的要求，则很难得到支持。遇到这样的过度维权，我们一般先对其做思想工作，再讲解有关法律条款，如果对方还坚持，那就没办法了，只得说声抱歉，对他的要求不予支持。
宁波晚报记者 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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