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品卿、王少维和王凤池合作的一对浅绛彩瓷帽筒全貌。
帽筒，这个曾经出现在宁波家家户户厅堂案桌之上的陈设瓷器，如今已成为工薪收藏阶层首选的初级藏品。
“花个两三千元就可以买一对漂亮的民窑帽筒，和同样作为入门级藏品的瓷器碎片相比，它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更高。”“工薪族”藏家小张告诉记者，“不过这样的‘漏子’，如今也越捡越少了。”
体现宁波的“嫁妆文化”
清朝满族人对帽子非常讲究，所谓“去顶戴花翎”，就是指丢了官职，因此官员下朝之后，都将帽子供在厅堂之上。对帽子的尊敬让帽子的盛器应运而生，早期是帽架，清嘉庆以后就出现了帽筒。早期的帽筒主要是官员使用，比较考究，多数呈六方形，“开窗”有孔，用来通气和放熏香。从清晚期到民国时期，帽筒走向民间，用途也逐渐从专门放帽子转变为厅堂的陈设瓷，老百姓常常把鸡毛掸、画轴等各种家庭用品放在里面。走向民间之后的帽筒，因为其实用价值而被大量生产，形态也逐渐转变为“不开窗”的圆形样式。
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在帽筒演变史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北方，帽筒更多地体现着北方的“做官文化”，加官晋爵，亲朋好友就会送帽筒祝贺其“高升”；而在南方，帽筒则逐渐成为陪嫁的物件，折射着南方的“嫁妆文化”。在宁波，帽筒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嫁妆之一，“立件儿，适合摆放，成双成对，看着喜庆。”
浅绛最多 粉彩最贵
帽筒的材质以瓷类为主，其它还有玉质、铜制、紫砂等等。瓷器帽筒以官窑为贵，以浅绛彩为大宗，粉彩、青花、单色帽筒也不少。和有些瓷器不同的是，瓷器帽筒诞生于清朝嘉庆年间，明清两代数百年由景德镇窑统治瓷坛，因此帽筒均出自景德镇。
官窑粉彩帽筒价格最贵，一是因为它着色浓郁，更符合皇家审美标准；二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帽筒是实用器物，多产自民窑，官窑生产得很少。“到现在为止，我亲见和听说的官窑帽筒也就十来个，前几年一只嘉庆官窑的万花不落地粉彩开窗帽筒在香港拍出了120万元的价格，是迄今为止帽筒拍出的最高价格，”一位宁波的资深藏友告诉记者，“10年前，宁波一位张姓藏家以3万多元的价格，从萧山人手中购买了一对清朝道光年间的官窑粉彩帽筒，这是藏友们听说的惟一一件流传到宁波的官窑帽筒，如今市场价最起码在百万元以上。”
青花瓷虽然被认为是中国瓷器的最高标准，但由于帽筒是实用器物，因此工匠在制作
时比较随意，多数不落款且画工不精，因此价格比其它青花瓷器低一些。
最为普遍的是浅绛彩帽筒，晚清到民国的浅绛彩瓷是当时景德镇具有创新意义的釉上彩新品种，着墨不多，但非常典雅清秀，正好在这个时期走向民间的帽筒，需求量很大，因此传世的浅绛彩帽筒很多。浅绛彩帽筒由于清末文人甚至御窑厂御用画师的参与而凸显其文化价值，里面的艺术价值参差不齐，精品和普品价格相差甚大。
民窑帽筒成初级藏友首选
在各大拍卖场，瓷器是仅次于书画的第二大项目。全民收藏热潮之下，以收藏瓷器为主的“捧瓷大军”已达千万人次，然而官窑瓷器动辄千万元的拍场价格却让工薪收藏阶层“吃不落”。于是，碎瓷片、帽筒、粥罐、盘子等价格不高、流传较多、比较大众化的瓷器藏品就成了众多财力有限的“工薪族”的首选藏品。“等揣摩透了，眼界开了，财力更强了，再转而购买茶壶、花瓶等高级瓷器，或者犀角、象牙等其它材质的藏品。”
“上世纪80年代，我们从民间收购了很多帽筒，品相一般的就卖给了藏友，品相比较好的就捐给了宁波博物馆，如今，宁波博物馆的帽筒藏品已经达到了数千件，计划整理成系列，作为反映宁波嫁妆文化的特色展品展出。”宁波市文物商店的李伯涛经理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藏友们花三五十元钱就可以买一只民窑帽筒；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一只帽筒的价格在百元左右；近两年来，一对普通帽筒的价格在几千元左右，作者稍微有点名气的，价格就要上万元了。”
虽然价格增了近百倍，但民窑帽筒仍不失为初级藏友首选的入门收藏品种，“几千元的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由于传世量较大，收藏容易成系列；更重要的是，虽然作为实用器物，制作相对来说随意一些，但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例如一对晚清御用画师金品卿、王少维和王凤池合作的浅绛彩瓷帽筒，三位高手各自的作品都极为珍贵，更不用说合作的了，这样的浅绛帽筒精品完全可以和清代官窑相媲美。”
东南商报记者 鲍云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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