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祥
汪孝达
舒自清
昨天上午10点，《旗帜——宁波革命历史人物选》首发式在宁波饭店举行。该书由我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辑，是我市第一本较系统、翔实、完整地介绍地方革命历史人物的图文并茂的影印集。
我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王泰栋参与了该书的编辑，他介绍说，里面收录的303人都是革命时期宁波地区较为著名和有代表性的先辈、先烈。有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如王文祥、汪孝达；有的是一颗红心的“资本家”，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如舒自清——他很少以进步面目示人，挣的钱却悉数交给了党。
王文祥：老战友们都尊他为“大哥”
说起王文祥，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一些老同志至今仍非常动容。王文祥过世60多年了，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只留下一张非常模糊的照片。可大家对他的追思和敬仰从来没断过。
与陈修良、朱枫、沙文威等已广为人知的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先辈、先烈不同，王文祥的事迹鲜为人知。他过世的时候还不到40岁，是长期废寝忘食的工作透支了他的健康。
1906年，王文祥出生在绍兴的一户工商地主家庭。20岁时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即投身学生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两次被捕又两次获释，他的机智、勇敢、坚定，深深地感染了身边的同志。
1930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王文祥第三次被捕，这一关，就是整整7年。其间，王文祥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知情的老同志讲起这一段，都忍不住抹泪：在狱中，他宣传马列主义，发动绝食斗争，组织越狱暴动，搞得敌人非常恼火。为了对付这个“顽固典型”，他们给他上刑具、钉铁镣、关小黑屋，最骇人的一次，是把他推到刑场，装作要枪毙他，妄想借此粉碎他的意志。
所有的折磨和威吓，都不曾让这个硬汉低头，但狱中恶劣的条件却害他患上了肺结核。他时常咳嗽，有时还大口咳血，人也一天比一天消瘦。
1937年年底，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王文祥因病保外就医，得以告别黑暗的牢笼。他不顾病弱的身体，开始了忘我的工作，好像要把狱中的时间全补回来。几年间，他到宁波担任宁绍特委、宁属特委负责人，辗转青林渡、鄞西、庄桥等地，领导地下工作，生活过得很苦，经常三餐不济，旧疾更是得不到治疗。1945年初，病情恶化，他已经无法走动，讲话、吃饭都有些困难了，却仍然不愿放下手头的工作，让几个交通员轮流用“元宝篮”抬着去参加浙东区党委扩大会议，他当时是区党委的城工委书记，埋伏在日军宪兵司令部的反间谍小组就是他领导的。
1945年9月下旬，在上海广慈医院，王文祥总算做了一次检查，诊断显示，他的肺几乎整个溃烂了，原有的肺结核更发展到喉头结核。就是病成这样，他还是一心想着要把自己的意见反映给组织。
12月22日，王文祥因病不治，离开了所有尊他为“大哥”的战友，这一年，他才39岁。
汪孝达：他“潜伏”到了张学良身边
汪孝达也是我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他“潜伏”到了张学良身边，这一段传奇的经历至今仍为一些老同志所津津乐道。
1913年，汪孝达出生于奉化。早在学生时期，汪孝达就表现出了男儿的热血和进步。他是一呼百应的奉化县学生联合会主席，13岁加入共青团，14岁担任宁波工业学校团支部书记。就是这个小小男子汉，在营救民国日报社社长庄禹梅的行动中表现得临危不乱，有勇有谋，一起参与营救的杨眉山、王鲲等老大哥都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1928年，汪孝达考入上海东区同文书院，专修日语和英语，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他以官费生的身份赴日本留学，在中共留学生支部担任宣教工作，散播革命火种。在东京，他更是费尽周折，帮助沙文汉、陈修良再度与组织取得联系。
1933年，回国后的汪孝达出任江苏省共青团省委常委兼外兵部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次年被密探扣押，判处3年徒刑，父兄四处奔走，才将他保释出狱。
汪孝达被派到西安东北军卫队二营担任指导员兼学兵队政治教官，后出任张学良的卫队团政治部主任时才23岁，按说二十几岁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组织是不会委以重任的。原来，领导学生运动的经历，赴日留学的经历，地下工作的经历造就了汪孝达沉着的个性，过人的胆识和精准的判断，组织这才将“潜伏”的任务交到他手中。
在张学良身边的日子虽不长，汪孝达却获取了大量可贵的情报，这些情报好比黎明前的一盏盏萤火，成为点亮黑暗的星光。
1937年2月，汪孝达被误作为“托派分子”，成为陕甘宁边区保卫处的一名小教官，不久又上了山西太原的前线。虽然蒙冤受屈，但他的信念不曾动摇，忠诚更没有削减，竭尽全力为党工作之余，更鼓励小妹和4个外甥女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1938年10月，在康生主持的“肃托”行动中，汪孝达被错杀。直到1985年1月，他的名誉和党籍才得以恢复。
舒自清：又一个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上世纪80年代，舒自清回宁波看望从地委副书记岗位退下来的沈宏康同志，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一名老同志与他有过短暂的接触。他回忆道，当时舒自清已是古稀之年，可仍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说话谈吐一听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舒自清是奉化人，1937年10月，19岁的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三线人员。所谓三线，就是指接受党的指派专门从事经济工作，为党筹措经费。
最著名的三线人员就是卢绪章了，他经营的广大华行可算是党的一条经济命脉。舒自清正是卢绪章最得力的左右手。在广大华行，卢绪章任总经理，舒自清任副总经理，一同致力于开展中美贸易，为党赚钱。
1945年1月，27岁的舒自清携20万美元赴美经商。从做西药起家，很快涉足钢铁、化工、机械等领域，获得了大量外汇资金，也向国内输送了大批物资。精明强干的舒自清一度被美国人称为“华尔街上的大亨”。
舒自清和卢绪章一样，表面上是资本家，但内在是一颗红心，两人归周恩来单线领导。他们挣的每一分钱，都交给了党。舒自清更是两袖清风，1948年，他奉命撤到香港，将自己在广大华行分得的10万美元股份红利悉数交给了党。这笔“党费”无疑是重量级的。
在与老同志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像舒自清这样的三线人员有时候是很委屈的。他们很少与地下党联系，也很少以进步面目示人，不知情的人很可能认为他们是一身铜臭味的资本家，他们有时候还要在国民党的机构里挂名，以更好地隐藏自己并开展工作。在那个动乱而不分青红皂白的“文革”岁月里，舒自清更为他在美国和香港经商的经历，受到了一些不公的待遇。
宁波晚报记者 童程红／文 龚国荣／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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