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９年６月，海曙法院率先推出对判处缓刑的青少年罪犯进行联合帮教、监管的新模式，至今该法院已经建立了４０多个企业帮教基地，这些企业为缓刑青少年提供工作岗位，培养劳动技能，同时承担相应的监护和帮教责任。据了解，通过这种企业帮教形式，已经使１００多名青少年顺利回归社会，这些缓刑青少年的重新犯罪率为零。然而，记者最近从该法院获悉，这种为社会各方称道的缓刑青少年帮教新模式却遭遇尴尬。
公益性安置企业资源少得可怜
江西男孩小飞，因为偷窃手机，被检察机关公诉。按照小飞的犯罪情节，原本可以判缓刑，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安置企业，最后被判４个月的刑拘。
海曙法院副院长张丹丹告诉记者，从刑法角度来看，对于青少年犯罪持较宽容的态度，规定了比成年人犯罪更轻缓的刑罚；从青少年自身的特点来看，他们思想不定型，容易被感化教育。
张丹丹遗憾地说，法院在寻找爱心企业时变得越来越困难，每年有二三十个青少年因找不到合适的安置企业而被关进监狱。
据海曙法院有关同志介绍，虽然他们已经建立了４０多个企业帮教基地，但事实上，这些帮教基地实为被告人家庭联系建立，法院手头所掌握的公益性的安置企业资源少得可怜。
海曙法院有关负责人认为，建立青少年犯罪帮教企业，除了企业本身的爱心，政府还应该在政策上加以引导、激励。
外地籍青少年罪犯多处于脱管状态
外地籍青少年罪犯判缓刑后，监管问题难以落实。这是缓刑青少年帮教工作中碰到的另一个难题。
据海曙法院有关同志介绍，现在所判处的青少年被告人中，８０％以上是外地人。根据现有的司法制度，外地籍青少年判后的帮教点是其户籍所在地的司法机关，但是很大一部分外地籍青少年的父母在宁波打工，只有暂住证，无本地户口。对于这类青少年犯罪，其暂住地的司法局不愿意接收监管，但是回原籍监管，其后果是绝大部分被判缓刑青少年处于脱管状态。
如何落实外地籍青少年被告人的监管问题？海曙法院有关负责人提了两点建议。其一，对于暂住地在宁波大市范围内的被告人，由暂住地的司法局予以接收监管；其二，为增加对外地籍被告人的约束，可以设立一个保证金制度，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保证金账户。宁波日报 陈敏 李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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