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仑新闻网讯(记者 杨潘红 通讯员 林彬)为了讨要工资等费用，市民臧女士一怒之下将亲哥告上了区劳动仲裁院。为此事，两家人闹得颇为烦心。近日，在区劳动仲裁院的调解下，这对兄妹冰释前嫌。
孕期无聊，妹妹到哥哥学校代课产生纠纷
臧女士的哥哥李先生是小港一家民工子弟学校的董事长。2011年8月，当时臧女士正怀着身孕，她找到李先生说自己每天呆在家里养胎，实在是闲得慌，想去学校做代课老师。李先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马上安排妹妹去学校当数学代课老师。由于是亲兄妹，臧女士并没有和学校签订劳动合同，只在口头上约定每月工资为1900元。
今年1月13日，臧女士比预产期提前15天请了产假。1月28日生产完后，臧女士在家休息了近两个月。3月26日，臧女士回学校上课，谁知这时李先生却告知她不再需要她代课了。没有事前告知，也没有任何理由，臧女士对此表示不能接受。一气之下，她第二天就将哥哥告上了区劳动仲裁院。
臧女士在申请仲裁时提出，李先生须支付她今年1月至3月的工资共5100元，支付两个月经济补偿金3800元，生育费用2800元，因未签合同支付其双倍工资共11400元，同时李先生须帮她补交各项社会保险，全部加起来来超过2万元。该案件没有涉及到加班费等较为复杂的问题，仲裁院虽给予立案，但还是希望能在开庭前将双方召集到一起调解解决。当天下午，仲裁院工作人员与小港街道有关工作人员一起前往学校调解。
不接受调解，闹上庭又戏剧收场
可是，当天只有臧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到场接受调解，李先生并没有出现。区劳动仲裁院院长李世浩告诉记者，他们试图联系了李先生，但是他一直没有现身，就连后来开庭通知也是仲裁院送达到学校，由其同事代为签收的。“我们试过联系李先生多次，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就是不愿意出现，我们想要调解也没办法，当事人都齐不了。”李世浩说。
就这样，这个案子一直拖到了6月上旬开庭。开庭当天，让仲裁院审理人员没想到的是臧女士缺席了，只派了丈夫作为她的代理人，而从未现身的李先生在妻子的陪同下来到了区劳动仲裁院。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当仲裁员刚想宣布开庭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被申请人在开庭前说了一句话‘不用开庭了，我们是亲兄妹’，听完后大家都愣住了，亲兄妹还为此事闹得上庭，且彼此都避而不见，不愿接受调解。”李世浩说。
仲裁院的工作人员们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原先召集调解时，并不知道双方是兄妹关系。“亲兄妹有什么不好商量，非要上庭争得面红耳赤。”李世浩说。所幸开庭前，李先生迈出了一步，他告诉臧女士的丈夫，开庭就不必了，希望双方能私下协商解决。同时，李先生也表示，希望臧女士能接受1万元的补偿金，将此事一次性了结。
由于臧女士未到现场，随后臧女士的丈夫当庭拨打了她的电话，将李先生的意愿转达后，臧女士表示愿意接受。
一纸劳动合同作用可不小
多种因素作用下，劳动纠纷的出现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亲兄妹为此闹上法庭的，李世浩说真没碰到过。李世浩告诉记者，如果当初臧女士在进学校代课的时候就与校方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一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来办，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算是亲兄妹也得按规矩办事啊。”李世浩说。
薄薄的一纸劳动合同到底有什么用？记者从区劳动仲裁院了解到，劳动合同，是指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事业组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同劳动者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是确定劳动关系的法律凭证，劳动合同一经签订，就形成了规范双方当事人劳动权利和义务的依据。《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首先，由于劳动合同规定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责、权、利，把劳动者的劳动、工作、学习以及工资报酬、保险福利待遇等都明确约定下来，这样，劳动者的劳动和自身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在劳动的保障下得到了加强。
其次，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而订立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变更、解除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还可以依据法律法规或合同的约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有了劳动合同为依据，就算当事人一方有意向解除劳动关系，产生纠纷的概率也小了。”李世浩说。即使发生了劳动争议，劳动合同又可以成为处理争议的依据，违反合同的一方要承担违约责任，这也有利于及时、公正地解决争议。记者了解到，如发生劳动纠纷，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出具不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有力证据，还得搜集相关证据以证明双方确实存在着劳务关系，例如工资条、打卡表或工友证词等，相对来说比起一纸劳动合同，此番证明过程颇费时间。
编辑： 徐挺纠错：17196465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