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佛与他的工笔画———工笔画家陈修范访谈

　　记者：您走上美术创作之路是受父亲的影响吗？

　　陈修范：是的。观、写、摹、读四字诀，是父亲律己教人的金科玉律，小时候，我和兄弟姐妹常常簇拥在父亲周围观其作画。我对工笔花鸟的喜爱，更多的是来自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初中毕业后我考取了苏州美专，1952年全国三大艺术院系合并，我来到华东艺专就读，转入本科。

　　1955年，我毕业于华东艺专，因毕业时创作的一幅人物画被上海人民出版社选中，故被分配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先后搞过连环画创作和美术编辑。后又调至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社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虽然创作不多，但却得以接触了大量的绘画作品和理论文章，眼界大开。1978年，几位老画家包括父亲的几位学生找到我，希望我真正地传承家学。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进入江苏省国画院，专业从事中国画的创作和研究，主攻工笔花鸟。

　　记者：吴冠中第一次见到陈之佛先生，便“感到这位矮矮的老人确具学者风度，更怀慈母心肠”，赵宗藻回忆他助人为乐时用了“菩萨心肠”的字眼，进而评价他寓艳于雅、温馨宁静的工笔花鸟画是“和谐之画”。记忆中的父亲是怎样的人？

　　陈修范：记忆中的父亲，个性温和，是一个热心人。他不分宗派门户，随时为需要帮助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乐于培养人才。邓白，也就是后来莞城著名的书画大家，中国美院教授，曾在潦倒的青年时期，从广州出发，途经上海、南京等地，步行至重庆来投奔我父亲。我父亲为他寻找工作，购置生活用品，他对我父母也非常尊敬。

　　其次，父亲虽然表面随和，不拘小节，性格却很坚定，为人认真重情。我母亲是没有文化的旧式妇女，裹过小脚，通过媒妁之言和父亲结合，却独具眼光，对父亲的任何事情都非常支持。当时父亲考取了官费留学生，因为家境一般，家里不肯支持他继续求学，只有母亲偷偷跑回娘家，给父亲取回了三百大洋。这三百大洋，在过去可是一大笔钱，是故去的外祖父做生意积攒下来、留给外祖母和母亲日后生计的钱。母亲认定：“一个人(指父亲)若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又成为了留学生，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父亲在日本留学时，有日本姑娘追他，父亲不为所动。

　　父亲留学回国后到了上海，身边的人都认为小脚的旧式妇女已经配不上父亲，还有人要给父亲说媒，父亲婉言谢绝了，回老家把我母亲接到了上海。

　　父亲对我们也很和气，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也是鼓励我们听凭兴趣，自由发展。但是父亲唯有一条要求，就是要求我们在课业上用功，基础的文化知识要学扎实，这样一个人的底子才能打好。记得我弟弟初中时偷偷报名参加了国立技校的考试，笔试通过了，面试完却哭丧着脸回来了。原来在面试时考官问了他一句：“你父亲同意了吗？”原来父亲已与校方打过招呼，让弟弟通不过面试。父亲后来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一定要把个人的文化基础打好，以后不管做哪方面的学问都能做上去。所以至少要把高中读完。”

　　父亲在一些小事情上从不发火，记忆中父亲的唯一一次生气，是在我们玩闹时影响了他的工作。父亲敬业的工作态度，对我们后来的人生也影响深远。

　　记者：陈之佛先生曾担任过国立艺专(中国美院前身)校长，他当时是如何办学的？

　　陈修范：抗战爆发后，北平艺专、杭州艺专内迁合并为国立艺专，1942年父亲出任校长。任职后，政府原先承诺的经费和校舍全部打了水漂，为了保证学生们受到好的教育，父亲将他个人开画展所得的钱都投入到学校建设中去。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他谦虚诚恳、艰苦办学，使得战时的国立艺专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迅速恢复提高。

　　两年后，父亲积劳成疾，不得已才辞职回到中央大学任教。所以，1986年陈之佛故居纪念馆成立之时中国美院提交的颂辞中写道：“德高望重，艺苑流芳；兼善花鸟，比美徐黄。著述宏富，遗泽昭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记者：中国画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水墨的传统，一个是工笔的传统。发展到今天，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是并行发展的，但人们往往以水墨至上，对水墨写意比较重视，对工笔重彩却比较忽视。工笔画的现状如何？

　　陈修范：当下的工笔画有所发展，但是以临摹、保守的居多，创新少，个性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