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耕莘创办美丽牌香烟，先后做了大量的广告。
家住五里牌的朱文鹤先生在家中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一叠旧报纸，出于好奇，他拿着报纸来到区文保所，希望有关专家帮忙看看是否有收藏价值。翻看报纸时，工作人员发现1934年至1936年的《图画申报特刊》上刊登着数十种款式的美丽牌香烟广告，创办该香烟品牌的，便是原藉镇海商人戴耕莘。
上海开埠以后，中国市场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并占领。民国初，英美等烟草公司所生产的“红锡包”（俗称大英牌）、“老刀牌”（俗称强盗牌）、“绿锡包”（俗称三炮台）及“前门牌”等香烟大量倾销全国各地，中国的资金（包括白银、黄金）不断向外流失。戴耕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抱着抵御外侮，挽回利权的实业救国思想，与挚友集资接盘面临倒闭的华人办的华成烟厂，并创办了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创出了自己的品牌——金鼠牌和美丽牌等香烟，仅数年时间就打破了当时英美等烟草公司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赢得了上海商界巨大的威望。
戴耕莘（1895年——1956年）又名芳达，原藉镇海城外虹桥村中戴。父亲戴运来系著名商人，14岁就赴上海学经商，后创办利昌五金号、铁昌铁号，为上海经济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成为沪上五金业巨子。1918年为疏浚家乡西大河捐资5000银元，受到父老乡亲的爱戴。不久在镇海城关三角地双连漕西边兴建大宅，名戴荣房，由前后两幢大院及厢房、偏房组成，建筑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廊檐卷篷，雕梁画栋，用材讲究，目前该宅经政府出资修缮如故，并开辟“世博之家”供游人参观。
幼年的戴耕莘就住在那里，7岁时，其父为其延师设馆，启蒙读书。数年后进镇海五金大王叶澄衷创办的上海澄衷学堂读书，16岁时，他不愿再继续读书，就跟随父亲在利昌铁行学业。1919年父殁，他继承父业，任铁行总经理，时年25岁。
30岁那年，戴耕莘和同学挚友陈楚湘等看到全上海烟草业被外商占领，非常气愤，就集资4万银元，盘下面临破产的华成烟厂成立华成公司，戴耕莘任董事长，陈楚湘任总经理。那年刚好是农历甲子年，属鼠年，习俗称“黄金鼠年”是吉祥之年。于是他们以“金鼠”为商标，开始生产，烟叶精良的金鼠牌香烟很快打开了销路，英美烟草商悉知华成公司生产的金鼠牌香烟来势凶猛，为及时把金鼠牌香烟扼杀在摇篮里，就大做广告，一时金鼠牌香烟处于被动地位。戴耕莘悉知这是西方人的技俩，就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经周密思考和精心策划，想出了一整套反击办法和措施。
一次戴耕莘在看时装京剧《失足恨》时，发现著名坤伶吕美玉，装束华美，俊俏美丽，灵机一动，请人拍了她一张半身照，并在放大的照片外围勾勒一条蛋形金色线条，看似镜框，圈外缀绿叶数片，再衬以黄色美术图案，以此作烟标之用，烟名即“美丽牌”。收购上等烟叶，剔除脉梗，吸时烟香味醇，经试销后受到广大市民青睐，并开始大做广告。
我在了解华成公司历史时，区收藏协会的金善忠先生给我讲了一段故事：美丽牌香烟投入市场时，戴耕莘用了好几辆大卡车，车上除装了许多香烟，广告纸外，还乘了10位身穿花色贴身旗袍，身段妙俏的美女。美女们一边散发美丽牌香烟广告纸，一边分发香烟，并亲自给他们点燃放在他们口中，那时一些青年人争先恐后都想吸上一支美女点的香烟，一时马路上水泄不通，美丽牌香烟在上海滩造成了巨大影响。
华成公司还雇佣许多卖报、卖香烟的孩子，分路在各条街巷里弄散发美丽牌广告日历纸，嘴上还喊着“美丽牌香烟有美皆备，无丽不臻”口号。又在上海《晨报》、《图画申报特刊》、电台等各新闻媒体大做广告，在报刊中每一周变换美丽牌广告款式。他们还在城市各娱乐场所、电车、公共汽车上绘制广告画，又在南京路日升楼和虹口总厂屋顶装置霓虹灯广告。戴耕莘还别出心裁地寓广告于善举中，如在宁波等地乡镇要道出资建造“美丽亭”“金鼠亭”既方便行人避雨歇息，又起到广告效应，一举两得。为使美丽牌等香烟广告遍地开花，又在沪宁、沪杭等铁路沿线车站、码头、要道、农村入口处等地设立专门广告牌，张贴广告纸，逐步使美丽牌香烟达到家喻户晓，全国各地商行、小贩订货不断，代售店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使华成烟草公司日夜生产也供不应求。这种铺天盖地的广告，迫使英美等外国烟草公司陷入绝境，烟品积压，走投无路。那年又遇上海“五卅”惨案，全国掀起反帝高潮。在“抵御洋货、提倡国货”的浪潮中，更使华成烟草公司所产的香烟，红遍大江南北。公司的股票原来100元票面只值30元，而此时涨至2000元，创上海股票之最。
1932年美丽牌、金鼠牌香烟在上海的销售额已占各种香烟之冠，1936年日产卷烟500余大箱，职工人数从1924年140人，到1937年增至2000人，生产旺季加上临时工总数达4000人左右，戴耕莘富了，他不忘社会公益，千方百计捐资出力，各项捐资款达数千万之多，如1947年镇海筹建辛成中学时，他以戴荣房名义捐建教育楼、办公大楼各一幢。1948年戴耕莘因病在国外治疗，内地解放时，他恰好行经香港，得悉新中国在天安门宣告成立，他毅然返沪，并与包达三、盛丕华等爱国人士，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共同作出了很大贡献。1955年，戴耕莘主动响应国家号召第一批加入公私合营，不幸的是那年得了癌症，于1956年10月2日病逝上海。
（洪余庆/文 李根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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