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访谈 未来，一些写作者只会在网上发表作品

　　傅光明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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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光明，１９６５年生于北京。２００８年，获得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常务副主编、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著有《萧乾评传》、《老舍之死口述实录》、《生命信徒：徐志摩》、《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等。

　　１１月１７日，他应邀做客“明州大讲堂”，在鄞州区图书馆报告厅主讲《萧乾：二次大战中驰骋西欧、实录风云的中国战地记者》。

　　记者：这次讲座的主题是《萧乾：二次大战中驰骋西欧、实录风云的中国战地记者》，战地记者的经历总是令人好奇，尤其在那个年代。当时的萧乾怎么会去海外做战地记者的？

　　傅光明：１９３９年年初，正在《大公报》工作的萧乾接到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一份教聘，请他去当老师，教中文。但待遇很差，一年才２５０镑。萧乾没当回事。但后来消息传到了《大公报》老板胡霖那里。１９３９年７月，胡霖跟萧乾讲，以我的判断，欧洲要有大的战事发生，你就作为《大公报》派到欧洲去的一个记者，你不是有过一次邀请吗？答应下来，你去，钱少，其余的钱我们出，你多写点东西，将来用稿费还给报社就成了。

　　萧乾作为二战风云记者的人生机遇，就这么来了。看似简单，实际上很不简单。为什么胡霖要找他？因为他有这邀请，更因为他英语好。胡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驻欧洲的极少数战地记者之一，他对于世界历史以及欧洲的战事，尤其是在一战期间，有自己的认识分析和判断。到了１９３９年８月的时候，他对欧洲战局的发展，已经有了自己的预估，当然他是根据当时世界的局势来判断，即德国希特勒已经蠢蠢欲动，要对波兰下手了。它一旦侵略波兰，英法就会参战，欧洲就会陷入大战，所以他希望报社能先有一颗“棋子”摆到那儿去。因此，１９３９年８月３１日，正值欧洲战云笼罩，萧乾乘上了一艘邮轮，启程赴欧洲。第二天，９月１日，德国空军轰炸波兰，德国出兵侵略波兰，英法继而对德宣战，二次大战爆发了。也就是说，萧乾是在二次大战爆发的头一天出发去的欧洲。这个时候，很多订了去欧洲船票的人，都把票退掉了。理由很简单，要打仗了。但萧乾去了，那是有生命危险的！今天回眸来看，那正是他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实录风云的华彩乐章的起点。

　　记者：萧乾一直生活在中国，他的英语怎么会那么好？有没有生动的人生故事？

　　傅光明：萧乾有位堂兄娶了个美国女孩，她便是萧乾的堂嫂。在当时那个年代，一个美国女孩肯嫁给一个中国人，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非常巨大，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这个叫安娜的女孩为了嫁给萧乾的四堂兄，跟家里断绝了来往，进入了萧家，过上了纯粹的中国媳妇儿的日子。萧乾跟这位洋嫂的感情非常好，她在萧乾五六岁的时候，开始教他背英文《圣经》。洋嫂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设想一下，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开始背英文《圣经》，每天不断地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孩子的英语会怎么样？那会超棒。

　　这个扎实的英语基础为他日后成为战地记者驰骋西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在辅仁大学英文系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和一位抱着到中国来投机冒险念头的美国青年，中文翻译名字叫安澜，合编了一份英文的《中国剪报》（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Ｂｒｉｅｆ），向外部世界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可惜这份报纸销路不好，办了八期，美国青年的钱赔光，也就停刊了。

　　因为不喜欢辅仁大学的氛围，他于是转入了燕京大学。到了燕京大学读新闻系，系里的老师有一位著名的记者，这位记者可以说是打开了萧乾未来成为一个记者那扇门的金钥匙。这个人是谁？埃德加·斯诺，他是燕大新闻系的教授，萧乾的老师，比萧乾大８岁，跟萧乾亦师亦友，课上是师生，课下是朋友。他的新闻理论、新闻理念、新闻实践，对萧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萧乾后来写新闻特写，也大体上是秉承着这样一种思路，比如斯诺跟他讲，任何时候写新闻都不要赶浪头，不要新闻一出来，别人写什么你写什么，别人热什么你热什么。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优秀的记者，要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与清醒的意识与判断，你要有自己的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斯诺告诉他，新闻要有生命力，除了它本身的新闻价值以外，要有文学性，因为你是用文字在写新闻。

　　记者：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如何？

　　傅光明：我想，一个很大的影响是，他认识到战争可以瞬间夺去无数无辜者的生命；政治可以在残酷的战争游戏中扮演背叛的角色；弱小的国家只能成为强权霸道的羔羊鱼肉。因此，他在１９９５年二战胜利５０周年之际，以一个亲历了二战的记者，写下了主题为“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的系列文章，这样的反省值得我们深思。

　　记者：您一直把萧乾先生视为自己的文学导师和人生导师，还记得第一次与他结识的印象吗？

　　傅光明：那印象太深了，真是终身难忘。那是在１９８７年大学刚毕业一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他家，按响门铃，门开，晃出一个面带微笑的老人，头上竖着几根银发。慈眉善目，像极了弥勒佛。我后来有篇写他的散文，题目就叫《萧乾：一个弥勒佛般的可爱老头儿》。

　　记者：您曾经写过关于萧乾的五本书，也编选过十卷本的《萧乾文集》，为此他说您是帮他一生做总结的人。他留给您最深的印象或者影响是什么？

　　傅光明：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祖父般的慈祥和关爱。他有他悲天悯人的情怀。若说影响，比如他在１９８７年送我四卷本的《萧乾选集》时，在扉页题写下：“在文学的道路上，不要迷信天才，全靠埋头苦干。”还有，就是他１９２９年秋对好友杨刚说过的那句豪迈的话：“我就是要做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我要采访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再有，他跟我说过，人生需要设计，人生随处都可采访。但愿我的后半生能如我已做出的设计。

　　记者：您对老舍也有很深的研究，老舍的死对很多人来说是个谜，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傅光明：这是个大而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无法说清楚。简言之，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那个特殊历史时段，是一种多元复杂的合力造成了老舍的自杀。“老舍之死”是个沉重的话题，因为它所提供的文化思想内涵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著名文人的自杀。反省和思考“老舍之死”，不仅是分析老舍自杀带给人们怎样的启迪，更重要的还在于透过“老舍之死”来折射反思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思想进程中某些原生态的东西。我从１９９３年开始采写“老舍之死”，初衷也正是想探寻挖掘一点原生态的东西。

　　记者：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浙江人被称为写了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地位极其重要，堪称一个奇迹”，您觉得是偶然还是必然？

　　傅光明：用一句比较绕的话来表述，可以说是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又有偶然。或者换个角度说，他们都是走出去以后睁了眼看世界的。但当然不是说，走出去睁眼看世界的就都能成为作家。莎士比亚哪儿也没去过，照样写了许多以别国为背景的戏，而且许多都成了经典。

　　记者：有人说：六七十年前我们有《家》、《春》、《秋》、《雷雨》、《茶馆》，二三十年前我们有《人生》、《平凡的世界》。这些作品都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中国近年来缺乏对社会有整体现实意义与影响力的经典之作问世，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傅光明：每个时代都有只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家和文学，这是常态，也很自然。但只有超越时代的文学，才是有恒久艺术生命的。其实，文学有很残酷的一面，它是大浪淘沙的，比如，在三五十年以后，我们回头看今天的文学星空，有没有、能不能留下几颗闪亮的星辰？

　　记者：莫言获诺奖后，能重振当下的文学吗？

　　傅光明：莫言获奖与重振当下文学本来就是两码事。其实，撇开获奖，单说莫言在近３０年的时间里，始终坚持写作，这本身就值得敬佩。至于能否重振当下文学，我没有能力做出展望与评估。

　　记者：有人说今天的文艺理论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今天的现实，根本就无法解释今天的文艺现象。您怎样看待当下文学的批判性？

　　傅光明：首先，文学干嘛非得一定具有批判性呢？一方面，现在早已不是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为高标尺的年代。难以想象，如果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批判性的，我觉得那也够可怕的。另一方面，文学本就该是一座艺术的百花园，什么样的花花草草都有生长的权利。不能故意把哪一种花，或哪一种草，定为至尊。有的时候，我感到文学没有了力量。可是文学的力量又是永远存在的。比如，当丑陋的人性让你对周围的一切都悲观失望的时候，文学可以给你以希望。

　　记者：网络文学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传播载体是不同的，您觉得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区别在哪里？

　　傅光明：有许多我们现在看来是传统的文学，它在刚一诞生的时候，也可能被时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甚至大逆不道的。干嘛非要把文学人为地划出传统与网络呢？无论文学的传播载体是怎样的，文学就是文学。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一定会有写作者只在网络上发表文学作品，而根本不会再像“传统”那样，向纸媒的文学杂志投稿，而其传播和影响力也会远远超过纸媒。这是大势所趋。我觉得，尤其该撇开这样一种偏见，即在纸媒发表的是纯文学，就高雅；在网络发表，就是流行文学，就通俗。莎士比亚戏剧，最初只是为表演而写的脚本，在当时也可谓既通俗又流行，后来成为了世界文学的经典。

　　记者：文学有时是寂寞的，但文学市场是喧闹的，您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傅光明：如果不喧闹，就不是市场了。经营市场的人，目的是赚钱，自然要追求甚至制造大喧闹。我们现在不缺乏制造文学喧闹市场的高手，而且，这样的高手，常常是把作家给绑架了。也就是说，有的作家，是为迎合市场而写作，他们甘愿与市场高手合营，名利双收。这当然是作家的选择权利和自由，无可厚非。一个作家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为赚钱而写作。国外文学史里也不乏大师级的天才作家，就是单靠一支笔来养活一家人的生计。作家一贫如洗，并不值得夸耀。但我想，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学人，他心里自有一个艺术的标尺，至少他能分得清什么是物质投资型的写作，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写作。

　　记者：有人称，文学史需要重写，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您觉得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有待改变？

　　傅光明：事实上，文学史一直都在重写。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十分著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也说过一句特别漂亮的话，“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他俩认识和看待历史的角度。若套用他俩的话来说文学史，那一部真正的文学史就该是当代人所写的对前人或同代人的文学的富于思想性的认识和看法。

　　以前，的确有一些作家被文学史所忽略，今天已重新入史，对他们的认识和评价也都发生了改变。其实，拿现代文学史来说，重要的不该是在时间的起点上争论不休，而要看是否能写出有思想性或说有学术洞见的文学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