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后的生命之旅 遗体捐献者鲜为人知的身后事

　　申请表背后的温度

　　每个捐献者在实现捐献之前都是有故事有感情有温度的，这是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处工作人员周宇飞的体会，每每整理那些遗体捐献申请登记表，那些简单的信息会给她难言的触动。

　　看他们的照片，穿着西装、中山装、衬衣、T恤衫的，有黑白有彩色的。

　　刚刚申请的那个志愿者，照片就是周宇飞去医院拍的，眉清目秀的女人，黑毛衣配着鲜亮的绿色围巾，优雅地微笑。

　　这是一个40多岁的单亲妈妈，在事业顶峰的时候查出得了恶疾，手术前一天，她打电话给红十字会，说要捐献器官。

　　周宇飞赶到医院去和她聊了很久，她说，我不是一时冲动，很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现在生了病，赚的钱都花光了，全靠朋友和社会热心人的帮助，无以为报，只希望尽最后一点力。

　　后来，她被确诊为白血病，捐不了器官，于是决定捐遗体。

　　她身边没有直系亲属，孩子尚年幼，是一名好友签的名。病房里没有两寸照片，她让周宇飞用手机给自己拍一张。搭配好衣服，整理好头发，对着镜头嫣然一笑：“我要捐一个漂漂亮亮的自己出去。”

　　照片下面是年龄、性别、从事职业等一些基本信息。

　　根据粗略统计，300多名已经登记申请捐献的志愿者中，70岁以上的最多，占了差不多三成；有部分是夫妇俩一起过来的，不少退休前就是医务工作者，当然教师、工人、农民等职业也很多；实现捐献的志愿者中，年龄最小的是一名19岁意外夭折的女孩，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静静”……

　　最下面一栏是家属意见，多数家属只会填上“同意”，也有的多写几个字，“经过商讨后同意”。

　　王坚敏没读过书，连同意两个字都不太会写，只能依葫芦画瓢，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也是表格最难填的一部分，需要每一个成年直系亲属签字，局外人很难想象，那些申请者的至亲们落笔时的心理煎熬。

　　前年去世的宁波司法局退休干部王德溥，为了让5个子女都同意，他采取了逐一说服的“战术”。

　　每次只叫一个子女回家，做好思想工作后立即签字。

　　他的女儿说，“当时，父亲告诉我，把遗体捐出去做医学实验，可以知道病是怎么来的，能让以后的病人在治疗中少走弯路。”最后她被父亲的执着感动了。

　　一个家庭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伦理、取舍，都随着那张薄薄的登记表一起被锁在各级红十字会的档案柜里。

　　周宇飞觉得，这些背后的故事，会让人对生命的理解更多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