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访谈:传统节日也需要创新

　　人物名片

　　葛剑雄，194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者。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自选集》等及论文百余篇。

　　日前，他应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明州大讲堂”的邀请来作讲座，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陈晓旻

　　记者：葛教授，您现在的身份是复旦图书馆馆长，而宁波又正好有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请给我们讲讲您所理解的图书馆文化。

　　葛剑雄：图书馆不是藏书楼，图书馆的功能是服务，有多少读者来看书，能为多少读者服务，这是关键。当然它也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功能，但它和藏书楼不同，只关注有多少藏书没有意义。以我们复旦图书馆为例，我们提出“读者至上，服务无疆”，我们图书馆现在可以一次借阅30本书，而且，我们还有全天候开放的网络资源，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查看我们的图书资源。当然，作为研究性的大学图书馆，它和一般的公共图书馆也有一些具体的区别，比如我们很少有畅销小说类的，而且重本的比较少。

　　记者：历史地理是个比较专业的概念，它关注的角度和人文地理的区别是什么？

　　葛剑雄：历史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地理环境变化，以及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学科。比如对于宁波的历史地理研究，就通过历史文献、文物、历史学等方式来研究它的唐宋元明清等过去朝代的情况。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又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主要是因为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说它年轻，主要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一直到本世纪50年代初才得以确立。

　　从学科来说，历史地理更多的应该是自然科学，我的老师谭其骧生前就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但是，地理也分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部分，两者有区别但亦有联系。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受到人为活动的干预。因此，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尤其是环境变迁问题，就不能不考虑人类自身对环境的作用。

　　记者：古代的四大文明跟历史地理有关系吗？

　　葛剑雄：现在一般的说法，古代的四大文明，也有人把它分为东亚文明、南亚文明、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等，不管怎样分，对中国的文明都是有共识的，尽管它开始的时间比其他文明晚，历史比埃及、巴比伦这些文明的时间短，但是中国文明到现在为止都是延续的，这一点是大家不可否认的。

　　为什么中国文明可以延续？我认为主要还是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的文明不管是本土还是外来的，发展起来没有受到外来文明的挑战，更没有被外来文明所取代。什么道理呢？中国文明往西的话，有青藏高原，有云贵高原，有欧亚大草原的拦截。在海上也是这样，像朝鲜半岛、东南半岛等，比较多的还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北方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们在武力上曾经征服过中原，但是文化基础比较弱，往往是军事上的征服者、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比如说元朝的文化基本上还是宋朝传下来的，满族建立了清朝，但是满族基本上接受了汉族文化，中国文化是延续的，所以说中国很幸运，文明一直延续下来。当然一种文化长期没有受到打断是有好处的，但是到后面发展会越来越慢，所以一个事情要两个方面来看。

　　记者：徐霞客的著作也算是历史地理的典范了，为什么会在400年前出现徐霞客这样的一个旅行家？

　　葛剑雄：徐霞客是明末江南名流，如今是世界闻名的中国古代旅行家、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但徐霞客的成就却来自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年轻时在科举考试中失败，要不，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位称职的官员，但中国和世界就会失去这样一位旅行家，因为他不可能再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旅行计划，全身心地投入探险和写作。与徐霞客差不多同时代的王士性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比起徐霞客来毫不逊色，但王士性作为一位官员，只能利用工余时间进行考察和著述。尽管他的游踪也很广，却只限于自己任职的地方。

　　虽然科举失败，但徐霞客又是非常幸运的。首先，他有一位开明的母亲。非但没有强迫他继续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而且鼓励他“志在四方”。她亲手为徐霞客做了一顶“远游冠”，以壮行色。为了消除徐霞客离家远游的顾虑，她以73岁高龄与徐霞客同游宜兴两个岩洞。其次，徐家颇有资产，衣食无忧，不必依赖徐霞客创收谋生，所以他可以放心地带上旅费和仆人长年外出。再者，当时对读书人的优待和尊重也为徐霞客提供了种种便利，他以一介布衣可以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资助，享受本来只有出差官员的待遇，还得到不少官员和地方名流的热情款待。更幸运的是，他的“奇书”经历明清易代的战乱，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在他死后135年得以出版流通，并在他逝世287年后得到科学家丁文江的高度评价，引起地学界的广泛注意。

　　这些条件中缺少一点，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心目中的徐霞客。晚明的江南，拥有徐霞客那样境遇的人并不少。明朝数千上万王子、数十万宗室大多饱食终日，或骄奢淫逸，或无所事事，朱载堉式的人物寥若晨星。从这点看，天时和地利固然重要，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还是自己。

　　记者：说到科举考试，不知道您对中国古代的科举怎么看？

　　葛剑雄：一种制度能在一个国家长期存在，肯定有其适应性和合理性。同样，一种制度被废除，并且再未恢复，也可以肯定有其必然的原因。

　　从隋唐到清末，中国的科举制度存在了一千多年。此期间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开科取士的做法却一直没有改变。科举制度不仅在中原王朝长期延续，还影响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推行到朝鲜、越南等藩属国。

　　任何制度的合理性都是相对的，科举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今天要评论其优劣，不能脱离中国历史的实际，更不能无视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在科举制度产生和实行之前，人才的选拔有两种主要的办法：一是世袭等级制，一是举荐。前者造成垄断，后者没有标准。

　　显而易见，科举制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首先是打破了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垄断，除了少数受限制的家庭出身者外，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其次是标准一致，各级考试都有统一的程序、形式和内容，即使主考官免不了个人好恶，也已受到很大制约。

　　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清末说废就废，再未恢复呢？中国以往的教育以儒家学说和文史为主，科举取士也以此为标准，但当西方现代科学传入的时候，这样的知识结构和选拔标准就无法适应。科举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但新形势下需要的外交、法律、管理、警察、军事、科技、金融、财务、民政等很多方面的官员却无法通过科举来选拔，也不是临时开设的“经济特科”所能囊括。科举的基础是精英教育，而要进行国民教育就只能采用现代教育制度，设立各类各级学校，设置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种课程。科举只是为官方选拔行政官员，无法为社会选拔各类人才。所以科举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势所必然。

　　记者：如今，不仅对环境保护，对历史资源的保护也越来越重视。中国有很多历史文化名城，您觉得哪些城市将自己的历史人文的资源利用得较好，并且跟当地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葛剑雄：如果严格来说，完全做得好的一个也没有。比如说我开始去丽江觉得很好，但是后来越来越商业化。张家界我1994年去也觉得很好，但是以后再去觉得商业开发太厉害了。这是发展中存在的通病，恨不得无限制地把油榨干，经济收入多了还要多，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有没有比较好的？我觉得还是有的。好的标准是两个，一个是尽量保持原始风貌，第二是能够将发展和保护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将当地民生的利益考虑进来。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比如徽州的西递村，我发现当地政府采取了比较好的方法，游客到人家家里去了，就给人家一张条子用来记数，这家接待多少人了，到年底就数条子计算接待人的多少，让他们也分享利益。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方面是保护的担子大家来分担了，本来有的老百姓不想修缮房子，现在觉得是个经济来源，都会去修整，调动了老百姓保护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尊重了他们的权利，这是私人住宅，凭什么免费让你参观，现在参观了他们也能得到回报。

　　记者：如今国家已把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假日，在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如何避免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

　　葛剑雄：中国以前很多文化，本身就是外来的。中国在没有建立统一政权以前，春秋战国的时候，不同的国家过年的时间是不同的，从9月到12月都有，用的礼仪也不同。现在很多习俗也有来自少数民族，现在青年人把圣诞当作一种狂欢节，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倒是我们要考虑，我们的传统节日还有什么能吸引他们？

　　传统节日不应是简单的恢复，只当作一个假期。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节日，应该是有大多数人参与的娱乐性活动。比如以前元宵节看灯，个人家里没有那么多灯，平时宵禁晚上不能出来，而且元宵可以男女幽会。今天背景已经不一样了，到处灯火辉煌，不稀罕了。再比如中秋，以前很多家庭点不起明亮的灯，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上海人家里一般只有一个电灯，吃饭拉到厨房，睡觉拉到房间，拉来拉去的，这种情况下，赏月就很有吸引力。人在赏月，还思念故乡，当时游子跟故乡亲人没法联系，如果苏东坡能够跟他弟弟打一个电话，也许就写不出著名的《中秋见月和子由》，这个感情就宣泄掉了。古人于是每到月圆的时候，大家赏月，思念故乡，想念亲人，渴望团聚。

　　如何让传统节日更好地延续和发扬，最主要的是要想出新的活动来，比如中秋，对青少年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引导他们探索太空的奥秘？我们说韩国抢了我们的端午———韩国的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但你去看看，人家的江陵祭，有多少创新活动！这些活动绝大多数是中国传统没有的，他们把很多活动放进去，成为一个狂欢节。流行歌曲的表演在里面，工艺品交流也在里面，变成一个漂亮的万花筒。我们不要光去说人家，要创新，一定不能墨守成规。创新不要一味追求轰动效应，要考虑大多数人都能参与，使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乐于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