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当年上大学
很多学生独自报到
70后的余女士目前在本市一家新闻单位工作,看到如今“3000多名学生报到,家长来了5000多人”的大学校园新闻,回想自己当年独自一人到成都报到的情形,不免有一丝隐隐的自豪。
1991年,老家在余姚乡下的余女士考上了四川大学。由于父母务农,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在读中学,经济比较拮据,全家一合计,还是选择了让余独自去报到。
出发前,父母也曾想给女儿找个伴,“打听了好几天,终于打听到隔壁的隔壁村有个在川大读书的学姐。”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很可惜,等找到学姐家,她已经出发去学校了。老生开学比新生早。那时候,通讯也落后,电话在农村还很少见。”
当时的交通也不发达,从余姚坐火车到成都,需要先到上海转车。从余姚到上海需要七八个小时,从上海到成都,需要40多个小时。“上海到成都的单程票价是100多元,一来一回就是200多元。那时候的200元还是比较值钱的,我在成都一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到100元钱呢。”余女士回忆道。
考虑到一个女孩子第一次出远门,提着大箱子背着包在上海站中转签证还是很不方便的,余爸爸陪女儿到了上海,转好了车,目送她一个人上了去成都的火车。“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我倒没什么,因为心里充满了对大学生活的憧憬。后来,我爸告诉我,他居然哭了。”现在回想起来,余女士觉得五味杂陈,有心酸也有幸福。
“到了学校后的事情,你都自己处理吗?”面对记者的这一提问,余女士笑了,“整理床位、撑蚊帐什么的,都是小事,我初一开始就住校了。至于报到、注册、缴费什么的,也都不是难事。下火车后一路上也遇到好人帮我提行李,学校在火车站设有接待处,都挺顺利的。”
据记者了解,70后读大学,自己独自去报到的比比皆是。经济原因和交通不便是两大重要原因。同样是1991年考入上海体育学院的张利硕,他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全班30多个同学,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内蒙古的、海口的、宁夏的……很多都是自己来报到的。那个时候,哪有父母陪同的概念。”张利硕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时说,报到的时间一到,自己就背了行李,独自一人从宁波跑到上海去了,“陪同的问题,父母根本提都没提,自己也压根没往那方面想。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一个人上大学读书是理所当然的事。”
80后当年上大学
父母陪同逐渐增多
记者采访发现,上世纪90年代末堪称“分水岭”。这以后,家长的身影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学新生报到的场景中。究其原因,应该是经济条件好了,独生子女多了等多方面的吧。
李倩茹读浙江大学时是上世纪90年代末。李倩茹的父亲李文觉得“肯定送女儿去杭州的”,想都不用想。
当时,李文的朋友正好也要送儿子去浙大,两家人就开了一辆车前往杭州。李文记得,夫妇俩在杭州逗留的时间很短,“只是到女儿寝室转了一圈,帮女儿铺完床。”
“跟父母告别的那一刻,鼻子有点酸酸的。”李倩茹回忆说,“毕竟从小到大,我还没离开过父母。”李倩茹是自己办的报到手续,“在学校的大礼堂内。”她说,“办手续时,看着有些学生是家长代劳,心里有一丝酸楚。但是,等办完手续,心情就好了,又有一种成就感。”
让李倩茹印象深刻的是,同寝室有一个来自温州的同学,“最先现身的是她母亲。一整天时间,铺床、洗衣服、整理东西……这个母亲一直在忙前忙后。”李倩茹心生好奇,这个室友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直到傍晚时分,女儿终于蹦蹦跳跳地出现了,跟大家打了个招呼,跟母亲叽里咕噜一阵后,又消失了。后来,李倩茹才知道,那个晚上,室友的父母就住在附近一家酒店,为的是陪孩子过渡过渡。
李倩茹说,当时寝室里6个人,全部来自浙江省内。除了一个杭州本地的,其余的都有父母陪着来报到。更夸张的是,“我们班有一个来自哈尔滨的女孩,父母陪来的,同时带来的还有十多个行李箱,几乎占了半个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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