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襟鸟》作者车弓:写脚下这片土地和我的父老乡亲

　　车弓回忆起过去困难年代，“担任公社党委书记的父亲，要把家里的杂粮拿给别人家吃，我外祖母带我兄妹跪在地上求他：‘看在祖宗份上，救救这些小猢狲……’父亲啥都没说，硬拿着粮袋走了，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干部。”

　　“我们兄妹六人长大后，各奔东西，很少回家。”因为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父亲，不断资助有困难的人，自己与母亲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我们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已不适应没有空调、热水器的生活。”车弓说，“父亲患胃癌后，拒绝用公费配药，不肯住院治疗，我在亲情的呼唤中，辞掉手上的活，回家伴他度过最后的三个月。”这是他这辈子和父亲接触最深入的一段时光，“他断断续续地讲了这个家族的许多往事，告诫我生活富裕起来了，不能忘记过去的传统，水、电、煤都是宝贵的资源，浪费就意味对下代人的犯罪……”车弓流泪说：“父亲走了，留下一分精神，这是我创作《红襟鸟》的初衷，我写的是父亲这一代人。”

　　“努力表现宁波城市文化精神”

　　从事新闻文化工作的车弓，足迹曾踏遍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但我真正熟悉的是宁波，特别是慈溪和余姚。我写的大都是家乡的人和事，作品中体现的浙江精神，说宁波文化精神似乎更妥当，我觉得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具有一种坚韧、智慧、厚德的品质。”

　　对于10年间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车弓说，《名利圈》写了农民企业家的草根性，这种本性经历风霜严寒，一旦时机成熟，就如青草一般漫山遍野地发展开来；《大商无界》写宁波帮不墨守成规和善于变通的商业智慧；《红襟鸟》则重点表达“厚德”的层面。在车弓看来，《红襟鸟》体现了宁波城市的文化精神。“红襟鸟在小说中是一个文化符号，它叫着叫着，这块土地就渐渐地改变了模样，许多旧的东西消亡了，新的东西出现了，这世界就变得更美好。”

　　“《红襟鸟》的主人公原型，也可说是我的父亲。父亲临终留下40万元钱，要我修复浙东抗日根据地联络站旧址。”车弓说，“这说明了他们那代人所崇尚的一种品质。在现代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形态中，难道我们没感受到缺失了一种什么东西吗？这一拷问正是我写这部书的主旨。”记者 陈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