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清洁工夫妻和小区３７０户居民的故事

“如今，孩子升学的事近在眼前，可是武大姐（指武学英）的社保还是没有着落。有时候我晚上睡觉都在想这事儿，这么好、这么勤快的两个人，怎么就没有社保呢？”史明珠说，于是她就给记者打了电话。

对史明珠来说，她和杨松夫妻的感情“更近一层”，因为他们帮过她“大忙”：前年１０月的一个上午，她的双胞胎孙子孙女突发感冒，她和老伴匆忙带着孩子去医院。中午回来在楼道口碰到武学英，“阿姨，这是你们家的钥匙吧？早上落在信箱上了。”武学英说。

史明珠这才发现钥匙没在口袋里，原来是她早晨出门时心太急，一大串钥匙就挂在信箱上。武学英为了“碰”上她，在附近转了一上午，连手头的许多活都耽误了。

类似事情前段时间还发生了一起，５楼有户人家钱包掉在绿化带里，里面有身份证、驾照、１０００多元现金。杨松打扫的时候发现了，很快就找到失主，如数交还。

“这样的人，有困难一定要帮的。我们居民不是没良心的人。”史明珠说。

默默的帮助

杨松的家就安在小区顶楼一间白坯房的阁楼上，每个月租金５００元。楼下七八十平方米的地方被隔成三户，杂物中间搭着简易木梯。避过头顶上蛛网似的电线，从摇摇晃晃的木梯上去，便是一家四口的蜗居了。

阁楼被３张大小不一的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其余的地方胡乱地隔了一下，燃气灶和马桶紧挨在一起，再放上一张搁着酱萝卜和剩菜的小圆桌，一台收不了几个台的电视，可以活动的空间几乎没有。

幸好，外面有个小小的阳台。吃过饭的时候，去阳台晒晒太阳，这对杨松来说是一天中难得的悠闲时光。在这个温暖如春的冬日里，身材健壮的杨松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阳台上，头顶着洗晒的衣服，搓着布满毛刺和裂口的手，有点拘谨地对记者说：“我觉得还好，能住在这儿，挺知足的。”

从２００３年到现在，杨松搬了３次家，一开始住在工棚里，那个地方，一进去就闷得喘不过气来。但那时候一个才４４０元，所以“尽捡便宜的地方住”，当时儿子才３岁，遭了不少罪。后来工棚拆了，就借住在附近东莺花园的中建物业公司房子里。２０１２年，物业公司换了，他们不能再接着住了，幸好这时有个租客邀请他们同住。

从２０１２年起，夫妻俩的工资都涨到１４７０元，刚刚达到最低工资标准，要维持一家四口的开支，还要赡养双方的老人，日子捉襟见肘。所幸，在附近居民的帮助下，他们还有一些额外的收入。

杨松说，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有一些业主开始叫他去家里收废品。“他们硬纸板、旧报纸什么一打一打地捆好，要给我。我说那一定要付钱的。”

杨松坚持外面卖什么价自己也给什么价，但居民总会主动便宜一些；还有的住户知道杨松不会白要一打打的纸板，就给他一些散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２１号３楼的女业主搬了几个纸箱子过来，说：“我们懒得收了，占地方也麻烦，都给你吧。”

此外，还有居民请武学英做钟点工，说是看看楼道里玻璃那么干净，就知道她比外面的钟点工好。武学英也的确手脚挺利落，４个小时，能把一套三居室打扫得窗明几净，连油烟机外面也擦得锃亮，收费也比一般钟点工的便宜，４个小时１００元。但是，居民总会多给一点，有时１５０元，有时２００元。

因为卖废品和做钟点工的“外快”，从前年起，夫妇俩的月收入加起来达到四五千元，一年能攒２万元左右。攒这些钱不容易，10年来，夫妇俩没买过新衣服。他们觉得没必要，“干活不是糟蹋衣服嘛！有的换就行了。”孩子的衣服，也多半是小区居民们送的。

杨松知道，大家一边在尽己所能地帮着他们，一边又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们的尊严。这份善意也使得他们在多次动摇着想换个工作时，最终又选择了坚守。

前年，物业想辞退他们的时候，杨松觉得其实走了也好，“反正孩子也大了，据说到厂里做个普工都有两三千元一个月，还给交社保。”杨松说，他当时连行李都收拾好了，后来居民去物业为他们鸣不平，冲着业主们的这份情，他们又留了下来。

只是，社保问题一直是压在夫妇俩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没有社保证明，儿子可能没法在宁波上初中，而老家根本没人管孩子。换句话说，没有父母的社保，就很难实现孩子的读书梦。

那接下来怎么办？杨松说，先好好干着，当然也不会放弃维权，再说，小区居民也正给他出主意呢。

他觉得，居民都那么好，说明宁波是个有爱心、有人情味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应该不会欺负一个勤恳的老实人。

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对此事作出反应，该局举报投诉室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缴纳社保的前提是确认劳动关系成立，若确实存在，他们会督促企业缴纳。另外，关于让宏建物业为杨松二人补交之前社保的问题，他们已转交物业单位所在地集士港执法中心的相关单位处理，而希望中建物业补交未缴纳社保的请求，由于涉及历史问题、程序和内容较为复杂，要等到年后再进行核实处理。

杨松夫妻与物业的劳动关系是否成立？

武学英10年未有社保的问题能否解决？

民生e点通和东南商报将继续关注、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