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渠筑堤旱涝去 因势利导波潮宁——宁波史上四大水利工程

水则碑

东钱湖 本版摄影 龚国荣

排涝防洪的“点睛之笔”———水则碑

水则，即中国古代的水尺，又叫水志。现存于海曙镇明路西侧平桥街口的水则碑，实际是月湖水利工程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点睛之笔”，在宁波水利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水则碑的设立，是吴潜的一大创举。

吴潜（１１９５—１２６２），字毅夫，号履斋。宁宗嘉定十年（１２１７）举进士第一。宝祐四年（１２５６年）春，吴潜以观文殿大学士授沿海制置大使、判庆元府主政宁波。

他到任当年，在今鄞江镇东首修筑洪水湾塘，为阻隔江河之巨防，并修砌长十余公里的“吴公塘”。翌年至开庆元年（１２５９），于宁波四乡全面整治碶闸堰坝，后在平桥河创建“水则亭”。

水则亭内设立水则碑，镌刻“平”字于石上，成为全城统一的“水则”标识。同时，他颁布政令，规定城外所有碶闸均视“平”字之出没，为启闭潴泄之标准。

他还亲作《平桥水则记》碑文，申述伐石、榜书“平”字之由，强调碶闸是四明水利之命脉。他在碑文中感慨道：“余三年积劳于诸碶，至洪水湾一役，大略尽矣……平桥距郡治，巷语可达也。然于此郡之丰歉不能忘，故置水则于平桥下，而以‘平’字准之，后之来者，勿替兹哉！”吴潜设立的水则碑，利用平水的原理达到体察灾情、统一调度的目的。

明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宁波知府郑威，利用水则亭旁的空地构筑社学。百余年后社学不存，水则碑埋没于瓦砾之中。

清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观察陈中孚疏浚城河，以平桥为水道要口，拓宽河道，南岸开至小街旁，掘出原来的河磡，水则“平”字碑石从古址瓦砾中寻获，重加修葺，立于原处。

到了近现代，水则碑再度沉埋地下，直至上世纪末，在月湖历史文化景区建设过程中，经文物考古部门勘查和清理发掘，使之重见天日。这个古代城市水利工程的宝贵遗存，为研究水利发展史和建设城市排涝防洪工程提供了重要依据。

要识此湖功利溥———东钱湖

东钱湖，历史上又曾被称作“鄮湖”、“钱湖”、“东湖”、“万金湖”、“西湖”。东钱湖四面环山，山水环抱，有七十二峰荟萃，七十二溪奔流，依山势蜿蜒汇聚成湖。

上古时期，东钱湖为海迹天然泻湖，后因四明山向东入海的余脉隆起而阻隔了与海的联系，成了浙江境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原有谷子湖、梅湖和外湖组成。

东钱湖作为鄞县东乡重要的水利工程，历代的地方主政者都曾组织人力财力物力进行疏浚和治理。如唐天宝三年（７４４），县令陆南金曾主持浚治开拓。北宋天禧元年（１０１７），郡太守李夷康曾主持重修。而最著名的，当属王安石的治湖功绩。

北宋庆历七年（１０４７），王安石任鄞县县令。上任伊始，正逢大灾之年，为百姓生计，他经过实地调查，即上书两浙转运使，陈述水利之要，制订治水规划，并动员十余万民工开始整修东钱湖。通过“除葑草、立湖界、起堤堰、决陂塘”，“限湖水之出，捍海潮之入”，使“七乡三邑（鄞州、镇海、奉化）受沾濡”，“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 

南宋哲学家、心学代表人物袁燮曾作《望东湖》，感叹东钱湖的灌溉之利。他在诗中写道：“平生酷爱水浮天，每到东湖意豁然。要识此湖功利溥，旱时无限荫民田。”

自元代以来，随着人口增加，东钱湖出现了“占湖热”。豪势之家急功近利，上书官府要求废湖为田，并以缴纳税银（官租）利诱之，都水庸田（水利部门）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清代学者全祖望这样记述：“大德间势家有以湖为浅淀，请以捺田若干入官租者，营田都水分司拒之，复请为湖……”

到了清代，范钦后人范光阳（鄞县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曾任兵部郎中）以独到眼光，从水利、农业生产和民生改善等统筹考虑的角度，提出了开发东钱湖的思路。他在七律《泛东湖》之中写道：“波添秋雨二十里，村隐夕阳几百家。当事城居忘水利，野人虾菜作生涯。肯除积葑为高岸，更插夭桃映晚霞。便与六桥相伯仲，西湖虽好未须夸。”隐含于诗中的主要设想是比照西湖的经验治理东钱湖，使之岸更绿、水更清、景更美，落脚点是当地民生的改善。

沧海桑田，一去千年，本世纪初，按照“城市之湖、生态之湖、文化之湖、休闲之湖”的目标定位，对东钱湖区域内的湖泊山岳、山林田地、建筑古迹、历史文化等各种旅游资源进行了综合开发，并组织了自北宋以来最大规模的疏浚和治理，使这个有着“西子风韵、太湖气魄”美誉的天然湖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其水利功能、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新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