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两个艾滋病家庭的生活：遭遇厄运 更需温暖

北仑新闻网讯（记者 齐碧艳 通讯员 石小俊）一谈到艾滋，社会上多是偏见，人们会想到如影随形的死亡。对于艾滋病患者，大家避之唯恐不及。虽然口口声声地呼吁周边的人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但是记者在采访之前仍有些紧张。直到他们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记者才发现他们也不过是充满喜怒哀乐的平常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生病了，而这个病是难以启齿的。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他们的“经”比平常人难“念”得多。

她染上艾滋，丈夫和女儿一直不离不弃

今年45岁的胡女士(化名)，是2007年查出艾滋病的。那年冬天，胡女士刚开始是发低烧，嘴巴溃烂，最明显的是脚气严重。那阵子，人耷拉着没精神，食欲也变得很差，甚至连平日里最喜欢的桔子，吃完也全部吐了出来。于是她去了当地医院检查，却始终查不出具体的毛病。如此反复低烧了四个多月，她从原本的128斤瘦到了98斤，记忆力变差，嘴巴溃烂得十分严重，于是就转到市级医院。说明情况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HIV测试，没想到真的查出了艾滋病。

医生建议胡女士的丈夫王先生(化名)也尽快做一个HIV测试。胡女士告诉记者，那个晚上是她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晚。自己得了艾滋病，生命垂危，丈夫情绪失控，大难临头似地总以为自己也得了艾滋病，并做好了一起死的准备，还把这个噩耗告诉了他爸妈。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得整户人家鸡飞狗跳，所有人的怨气和怒气都集中在胡女士身上。胡女士说自己当时绝望了，总觉得一死也就解脱了。

幸运的是，第二天检查出来，胡女士的丈夫并没有感染艾滋病。这也让王先生之前焦急和愤懑的复杂心情慢慢平缓下来。结婚十多年，孩子已经10岁，王先生回想起了两人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后来他并没有选择离婚，而是留在了妻子身边共同面对今后的困难。

得知检查结果的次日，胡女士接到区疾控中心的电话，并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去接受疾控中心的“阳性告知”。医生详细地告知了胡女士关于艾滋病的感染途径、病理机制以及国家一系列政策。

从区疾控中心回来后的胡女士开始吃药，三个月调理下来，她身体渐渐地恢复了不少。烧退了，嘴巴里的溃烂也慢慢缓解了，但感染艾滋病这个事实她也慢慢接受了。除了日常的家务，胡女士一改之前的活络，不再出门，每天窝在家里。

“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艾滋？”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胡女士。胡女士承认，2002年那年和丈夫关系很紧张。丈夫爱赌，把家里的钱都输得精光，两夫妻经常吵架。后来丈夫出门在外打工，胡女士在一个朋友的引诱下去了当地的舞厅，加上自己当时年轻还颇有点姿色，因此先后和几个男人有染。其中一个单身男人，比她大了七八年，是个渔民，曾经去国外捕捞过鱿鱼，胡女士和他交往过一段时间并发生过关系。后来丈夫回家，胡女士也就和那个男人断了关系。2005年，胡女士从朋友嘴里听说那个男人上吊自杀了，据说是因为得了不治之症，当时除了小小的惋惜外她并未在意。直到自己也发病，她这才把这件事完完整整地串了起来。

胡女士说：“这艾滋病应该就是这个男人传染给我的，当时太大意，没有注意安全。”胡女士想起现在丈夫对待自己的不离不弃，更多的则是悔不当初。“我老公现在对我很好，虽然偶尔生气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对我大呼小叫，但是我们依然生活在一起，他一点都不歧视我，也完全没有在外面拈花惹草，这一点我已经很知足了。”

目前，她和丈夫仍然生活在一起。两人仍保持着夫妻生活：“只要使用安全套，就算维持夫妻生活，也不会被传染。”王先生每年两次去疾控中心做HIV抗体检测，尽管如此，但胡女士一直很小心，生怕一不注意就把病毒传染给了丈夫。生活中，胡女士和丈夫的毛巾牙刷牙膏都分开放，而且离得远远的，晚上睡觉分床睡，洗衣服也是分开的。

女儿在外地读书。18岁那年，胡女士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女儿，女儿很淡然，即便知道了艾滋病会传染，但一点都不介意。常常围着妈妈又搂又抱，有时候晚上回家还非得跟妈妈睡一起，胡女士很无奈，为了保护孩子，只能将孩子推开。说起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胡女士嘴角仍然带着一抹笑意。

除了家人，身边的亲戚和邻居都知道胡女士生病了，但不知道是艾滋病。胡女士很担心，因为觉得一旦外人知道一定会被歧视。自从生病后几乎就不出门了，每天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因为家人的衣服都要分开洗，所以很费时间。自从坚持吃药了，身体好多了，生活中尽量小心，生怕感冒发烧。对于现在的生活，胡女士觉得很满足：“丈夫和女儿不离不弃，夫妻关系反而比早些年更和气了，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呢？”说这句话时，胡女士灰暗的目光中泛着泪光。

夫妻俩都得了艾滋，而家庭矛盾比患病更让人心灰意冷

第一眼看到张先生(化名)，你不会联想到疾病，直到他坐下来，开始娓娓讲述他和妻子得病后的种种，你才渐渐相信眼前这个男人确实是病人。今年40岁的张先生很显年轻，说话慢条斯理。

张先生之前有一段婚姻，和前妻有一个儿子。2010年，张先生和现任妻子叶女士(化名)结婚。叶女士也是二婚，离婚后一年，前夫因病去世。2012年6月，叶女士开始感冒发烧，一直在当地小诊所挂点滴，但一点效果都没有。生病整整半年后，叶女士身体虚弱到了极点，被送到了区人民医院就诊。当时医生怀疑是HIV感染，但没确认，因为病情严重被转到上级医院，这才确诊。

妻子确诊艾滋病后，张先生立刻在院方的通知下做了HIV检测，不幸的是，夫妻双方都感染了艾滋病毒。张先生回忆当时的心情，绝望又无奈，“当时完全吓傻了，这种从来只在港片里才听过的毛病，除了知道这个病无药可救，其余一无所知”，但妻子当时已经烧得生命垂危，手上扎满了针孔，体重锐减了几十斤，“根本没时间跟对方吵架，到底是谁传染的谁？”当时的张先生，心里忍着巨大的痛楚，担起了一个丈夫的责任，他陪在妻子的身边安慰她陪她看病，去疾控中心领药，直到三四个月后妻子一点点恢复起来。

可说起妻子叶女士，如今的张先生满腹牢骚：“老婆从小娇生惯养，比起其他人显得娇气，自从生病后，她就完全不工作了，我们家也不是经济宽裕的家庭，这给我很大的压力。而且，我们两个人经常因为一两句话不合就吵架。”原来，张先生并非本地人，他和叶女士结婚后，和叶女士的父母共四口人住在一起，本来也有不少矛盾。自从两夫妻查出艾滋病后，一家人更是经常吵架。丈母娘依然宝贝自己的女儿，但却埋怨张先生没本事赚钱，妻子叶女士则事事听妈妈的安排。张先生苦闷地说，这日子过得真是一点尊严都没有。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张先生自己的母亲在老家，如今半瘫，“自己得艾滋病的事儿根本不敢跟家人说，生怕年老的母亲受不了打击”，他坦言不想做罪人，但是回家的次数少了，问候也少了。这边是丈母娘的埋怨，那边是父母的不理解，再加上妻子的阴晴不定，使得张先生的心情陷入了最低谷。

如今张先生形容自己的生活简直一塌糊涂，生病之后，张先生找不到好工作，在个人企业里早出晚归，赚一个月两千来块钱谋生。由于家庭矛盾，他一个人离开家搬了出来。2013年春节，和妻子回老家探望父母后，被不知情的家人赶回来给丈母娘拜年。结果，妻子一个人回了娘家，张先生只能窝在租来的房子里睡闷觉，饿了啃方便面。说起这段日子，张先生再也没有刚开始谈话时的不紧不慢，他的情绪有些失控，满脸的哀怨和灰心。“这样的日子一点意思也没有，生病我都没有那么绝望，但这些家庭矛盾让我彻底丧失了信心。”张先生一本正经地说，“我也不理解丈母娘和丈人的做法，我曾和妻子好好沟通过，毕竟，我们两个人是不可能离婚的，离了婚我们也是孤独一辈子，不可能再结婚去害人了。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开开心心过完余下的日子呢？”

张先生的病，他谁也不敢告诉。他说，自从生病后，朋友都疏远了。每天四点半下班，出去买个菜，就窝在宿舍里睡觉，玩电脑。有时候朋友不解地问“你有病啊”，他就笑着回答“是啊，我有病”。张先生自顾自地讲着所谓的笑话，笑中带着一丝惶恐。“大家对这病的歧视令我恐惧，我怎么敢让别人知道？”最初在家时，张先生和叶女士一天三次在吃抗艾滋病毒的药，妻子叶女士大大咧咧，药直接都丢在桌上，家里来来往往的朋友都可能看见，这可吓坏了张先生，再三嘱咐她收好药，去楼上吃才好。

至于到底是怎么感染上的艾滋？两夫妻说他们都是正经人，所以至今查不出原因。偶尔吵架的时候，两夫妻也会互相埋怨是对方传染给自己的，而这样的争吵在张先生看来不仅毫无意义更让人心寒。尽管现在张先生的身体一直保养得很好，丝毫没有发病的迹象，但是对于未来，张先生却很悲观。

后记：

对于疾病的恐惧和逃避是人类天性，艾滋病是千万种疾病中的一种，可社会对于此种艾滋病的认知远远超出医学生物学的范围。人们将艾滋病与耻辱、堕落、肮脏联系在一起，赋予了太多道德层面的讨论。多数病人感受到的是社会带来的歧视与孤立。

一直与艾滋病患者打交道的贺医生对记者说：“作为医务人员，我们只能竭尽所能减轻病人机体的痛苦、促进机体的康复，但是艾滋病病人心灵的创伤则需要全社会的关爱，歧视只能将本已不幸的生命逼向绝路，而社会的关爱、家庭的呵护则能使绝望的双眼感受到希望。这样的行动不仅是病人看到希望，而是让整个人类看到希望。我们无法拒绝生命，我们无法拒绝疾病的发生，但我们可以选择用科学、文明的心态来理顺艾滋病给社会带来的无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