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耆之子沙天行访谈：寻找父亲生命的履痕

　　这次展览中还有我提供的20多幅报纸画，都是画在当年的《文汇报》上的，填补了父亲文革时期创作的空白。那时他的作品风格很像丰子恺，内容都是农村里最熟悉的漁樵耕读的场景。那时照顾父亲的祖母和大姑父去世后，父亲就住在沙村的沙良红家。当时的条件比较艰苦，大家把学校里过期的报纸拆开来给父亲画画。在那段漫长而无望的日子里，父亲一天也没有放下画笔，一个上午就会画上几十张，然后晾在一边，沙良红的母亲经常拿这些“废纸”引火做饭，其余的都送到废品回收站卖掉。如果都留下来，据说一个屋子也装不下。后来分拣垃圾的人觉得好看，带了一些放在家里，于是就有了这些特殊时期的“作品”。

　　父亲中风后我把他接到了上海生活，他留下了一些读书笔记，如小说《娜拉》、《英法词典》每一页上都画满了画，后来我又陆续买了一些，我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关于父亲的记录。

　　记者：听说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次画展是在您的协助下举办的？

　　沙天行：当时其实是为了改善父亲的生活处境，是大伯沙孟海发动起来的。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大伯父沙孟海先生对我说，现在你从边疆回来了。你父亲今后怎么安排，要想个办法。他建议把文革前捐赠给博物馆的画拿出来开个画展，也许能引起老一辈了解我父亲的人的关注，以改善我父亲目前的处境。他设想这个画展可以从宁波办起，如果效果好再搬到杭州办。因此，筹备工作一开始就从宁波请来李立中同志(沙孟海的好友，当时为鄞县展览馆的编辑)来帮忙。我们两人就在沙孟海先生的指挥下奔忙起来。

　　筹备工作首先要弄清楚父亲这些画现在拿出来还有没有展览的价值？时隔几十年了，合不合时宜？大伯父通过吴作人先生，推荐当时浙江美院油画系的胡善馀教授来鉴定。胡先生是留法回国的，对欧洲现代绘画很熟悉。胡先生对这批画极为赞赏，说：“国内如此水平的人不多”，极力赞同开一次画展，还建议请人修补损坏的油画，又向在场的保管人员说，“这是国宝，要好好保存”。胡先生的鉴定，大大提高了我们办画展的信心。同时也引起了博物馆领导的重视，博物馆决定主办这次画展。1983年5月18日，由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院、中国美协浙江分会、浙江文化会堂联合举办的《沙耆画展》终于在浙江文化会堂举行。这是父亲在国内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开幕式当天，我陪胡善馀先生和我父亲一起看画展。当看到最后一幅时，父亲突然回头跟我说，“还有一些画呢？都可以拿出来展览。”在旁边的胡先生接过去说：“沙先生，你有这么多画已经是够幸运的了，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画，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连一张都没有剩下来。”父亲无语。我不知道他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

　　那次画展在杭城展出反响强烈。北京、上海等地的美术界人士纷纷前来观看，好评如潮。1983年6月杭州画展刚结束，就接到浙江省委统战部通知，聘父亲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生活津贴为每月100元。9月又应首都博物馆邀请赴北京展出。在北京期间幸逢徐悲鸿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先生得知后，专门组织与会代表参观《沙耆画展》。后来我把父亲由沙村移居至鄞县韩岭镇其学生余毅家暂住，并得到了良好的照顾，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旺盛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画了一大批用笔率真、色彩纯朴的写生作品，还不时用彩墨作些花卉畜兽。到了90年代，画风幡然一变，集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之大成，自出机杼，创造出了一幅幅气势恢宏的作品。

　　记者：您如何评价父亲的作品？

　　沙天行：我不是画家，无法从专业的角度去评价父亲的作品。这些看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家的评价或者结论更为恰当。我们举办画展也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我认为父亲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他的爱国主义；二、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