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翠春给每个患者都建立了一个档案,上面详细地记录了病史,用药等情况,她一边整理一边告诉我们,这里和综合性大医院不一样,许多患者需要长期复诊,慢慢都变成了熟人。而且毕竟人少,门诊时间长,沟通多了,就不容易出现矛盾。
我们看到,她接诊完就习惯性地随手把印有自己手机号码的名片递给有精神疾病的患者。
“这么多年,你一点都不介意?怎么能一直对他们保持耐心和幽默?”我们好奇地问。
刘翠春说,正是因为这么多年,我了解他们,所以才不介意。
从恐惧到悲悯
刘翠春初到市精神病院是1989年,那时她才20岁,刚从宁波卫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
当时是服从分配,她也没多想,直到被单位的车接到这里,才感觉“心都凉了”。
当时精神病院所在的庄桥童家,是地地道道的荒郊野外。到医院时刚好是户外活动,一群人木木地晒太阳,有人突然转过脸盯着他们。当时阳光正好,可刘翠春还是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所幸一起分配来的有10个人(7个男生,3个女生),年轻人一起说笑,冲淡了不快。真正可怕的是晚上,多数工作人员都回去了,医院安静下来,她从宿舍去病房,冷不丁就踩上了一条蛇,吓得跳了起来,只是一声尖叫活活憋住,因为前辈们告诫过,这地方不能叫,一叫,病房各层阳台的栏杆后面,就会出现一张张面无表情的面孔,容易出事。
后来刘翠春知道这都不算什么,第一次跟着主任去查房,一边听着主任神采飞扬地分析病情、用药,一边小心戒备地看着聚在身边的精神病人,精神高度集中,生怕有暴起伤人的,背上凉嗖嗖的有冷汗爬过。
怕什么来什么,突然有个女患者举着什么东西冲过来,一副打人的架势。她吓得拔腿就跑。
控制患者不能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趁其不备一拥而上,见招拆招放倒按住,多数时候是医护人员赤手空拳贴身肉搏。那一次,是护士长急中生智,拿了条毯子把她罩住,然后几个人一起将她抱住。
一天后再见到那名患者,她正在窗口梳头,马尾辫梳好,露出一张清秀的脸,看到医生很有礼貌地笑着说:“我老公过会儿就来。”语气正常得根本不像犯过病,唯一不对的是,她老公没来。
这名患者曾是国企职工,后来得了狂躁症被送到这里,除了以前的老同事,从来没人来看她,家里只负责付钱和送衣物。
25年,刘翠春看着这个“骨灰级”病人,从一个漂亮的少妇变成一个干瘦的老太太,但是从来没见过她的家人。她的病情早就控制住了,但没人接她出去。以前还吵着,给原单位和家人写信,希望能出去,这些年也不提了。
60来岁的她还梳着当年的马尾,见人就礼貌招呼。中秋节别人有家人探望,她女儿把水果放到护士站就走了。刘翠春怕她想不开,陪她聊天,她把水果全塞给医生。
她容不得房间有半点灰尘,终日拿着抹布在擦,顺带把走廊楼道也擦得一尘不染。刘翠春在想,也许她只是寂寞,或是想证明一种存在感,心里越来越同情。
类似患者不少,刘翠春说,时间长了,内心会产生一种悲悯。她觉得他们不是完完全全的“疯子”,只不过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内心还保持着单纯善良。
一个幼师毕业、会跳孔雀舞的女患者说:“我是谢霆锋夫人,他马上就要来接我了。”大家都嘲笑她,只有刘翠春一边帮她梳头一边说:“哦,那我们得打扮漂亮点儿。”她发作的时候,刘翠春抱住她:“乖一点儿,谢霆锋不喜欢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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