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中坚守美德 弱女子范美菊的平凡一生演绎传奇

弱女子一人挑起全家大梁

她还帮妹妹抚养两个幼子长大成才

神仙眷侣般的美妙生活，因为王云鹏的入狱戛然而止。１９５３年，王云鹏因历史原因被判２０年徒刑。一对璧人不得不忍痛离婚。

３０岁之前的范伟国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丝毫印象，记忆里晃动的都是母亲坚毅的脸，“其实她在我面前一直是面容平静的，很少把在单位里受的气带回家中，但身在单亲家庭中的我很小就学会了看妈妈的脸色，饭桌上她露出一丝笑容，我就知道她在单位干得顺心，我也很开心；饭桌上她默不作声，我就知道她又受气了，或者遇到麻烦了，匆匆吃完，收拾碗筷回房间学习去，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安慰妈妈，也没法保护她，只能尽量少惹她生气。”

“家里人不多，阿太（外公的母亲）、外公、外婆、妈妈和我，舅舅下放在农村，阿姨在外地。阿姨能自给，舅舅要贴补，其余都靠妈妈生活，她是顶梁柱，全靠母亲一份工资生活。”他回忆。

抗战结束后，宁波有老板办起了“四明电话公司”。私人电话在当时的奢华与时尚，堪比今天的私人游艇。这家公司因此对接线生的招聘很苛刻：要家境好，文化好，教养好。母亲前两条不合格，“教养好”是软指标又看不出，看来与此事无缘了。好在很多富家小姐不愿打工，好在天一阁范氏后人的名头还能请人出面担保，也好在母亲模样端庄、应答大方，这让她如愿以偿捧上了“铁饭碗”，工作头一年每个月就能拿到１２个银元。到公私合营后，母亲进入宁波邮电局，工资已经达５０多元。“按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月有５０多元工资已经很可以了，但架不住用钱人多开销大，常常捉襟见肘。”

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下，母亲还先后将妹妹的两个儿子接到宁波抚养，“虽然我是母亲的独生子，其实从小到大都是‘三兄弟’，母亲对我们３个一视同仁。生活虽然艰难，但她一直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影响着我们，母亲一直认为自己书读得不够，希望后代读更多的书，做得更好。”范伟国说。

隔着岁月的长河，范伟国无从了解母亲的内心，但他知道那些艰难岁月里支持母亲一个最大的信念就是———等丈夫回家。但她最终没有等回自己的丈夫，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出狱后，因为种种原因，万般无奈地回到了江苏老家，此后他们各自都有了新家。“那是时代造成的人生遗憾，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我就是其中的纽带。”

“范家后人”标签没有留下多少印记

但范家的文人风骨仍在

这是书香门第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为天一阁范钦后裔，到母亲这一代应该是第二十代子孙，范家后人的标签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留下多少印记，”范伟国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有过两次正月里的祭拜，外公带着我们来到天一阁，把范钦老爷的像请出来，让我们一一跪拜。”

到了范美菊父亲那一代，范家就已经明显地衰落了，范伟国外公范云璋没喝过几年墨水，母亲范美菊只上到初小（小学四年级）毕业。

但范家的文人风骨仍在，这是书香门第潜移默化的影响。范伟国记得，范云璋从上海回宁波老家后，只能靠扫街补贴家用，每天天不亮就去扫巷子，巷子里的街坊却总是尊敬地叫他“范先生”。“仪表堂堂，个子挺拔，当年１米７０多的身高很有回头率的，双眼大而有神，总是透出几分和善。哪怕是穿一件旧衣衫，也很有点范儿。”范伟国回忆，“外公写得一手好字，又和善。邻里老人就常常找他代笔写信。他一落笔，习惯把一页信纸写得满满的，把他们的心意都在纸上倾注满了……”

只有初小水平的母亲，却酷爱阅读，凭自学博览群书。范伟国记得，小时候常常一觉醒来，看到母亲肩倚门框低头看书的背影，房间狭小，她怕影响儿子的睡眠，就用身子挡住灯光，在这样的繁重而艰苦生活中，她居然还考出了一张业余高中的文凭。

“直到妈妈去世，她也不知道我还珍藏着这张毕业文凭，对于我来说，这份文凭代表着妈妈的精气神，鞭策我在人生的路上不断前行。”这张泛黄的文凭，形似奖状，但左边有骑缝印，盖着“宁波市联合职工业余学校”的印章，颁发处的用印是“宁波市人民政府文教局”，三寸见方，很是大气。

生活要俭朴，做人要清爽，腰板要挺直

这是范美菊的“范氏家训”

也是她坚守的传统与美德

“虽然没有那种引经据典、厚重深沉的家训，在我看来，母亲自身严格的做人准则就是最好的范氏家训。”范伟国回忆，“如果一定要用语言表达，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怎么一点都不懂得苦难’可以算一个，她告诉我们，无论何时，生活要俭朴，做人要清爽，腰板要挺直！”

范伟国曾写过一篇名为《一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老太太》的文章，几件往事体现着范美菊朴素而真切的家教之方：

“譬如说，今天某报登了一则贪官被抓的消息，明天老妈必定会谆谆教导我说，别人的钱不能拿，公家的事要用心做。你看，×××就裁了吧。

我唯唯诺诺。

其实，我早已不管单位的钱财支出，用心办事倒是自己的风格，不敢稍有懈怠。但不能驳她，要按照她的标准，不贪不懒地做人，这样一生平安。

其实，老妈是对的。

有的事就有点‘过分’。我常常将白天在单位看不完的报纸拿回家来看，有时老妈到我家看见了，她就浑身的不自在，盯在我的后面说，你这样把公家的报纸拿回家，没事吗？我说，这有什么呀？我看报是工作，将工作拿回家来做，领导知道了应该表扬我呢！她会接着说，那你看完后就拿回去吧。我说，这报纸就订给我看的，我拿回去干什么？她说，交给公家去卖废品呀！一次，两次，她都这样说我。

想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这样的。既有单位的严格要求，也有习惯成自然，在普通职工身上，公私是绝对的分明。我被当下的风气潜移默化了。

其实老妈是对的……”

这些美德，这些传统的做人准则，依然被很多人坚守，命运的坎坷，她们从不抱怨，却在命运的隙缝中抗争，奉公守法，对家庭和社会无私的奉献，她们都是普通人，却在用一生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普通人的传奇。而老人辞世，她的侄孙、深圳卫视《您有一封信》节目组王凯感慨地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一句话：“传奇谢幕，奶奶走好。”东南商报 记者 鲍云洁 李 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