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采潜发 浑然天成——记浙东书风传人沈元魁

　　后来，沈元魁又认识了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1893--1984，原名希汾，字绍虞，中国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史家、书法家)。第一次登门拜访时，沈老写了一首李白的诗给他看，郭绍虞先生也不问来者是谁，当下就开始切磋起来。而后，沈老经常写信向郭先生求教文学和书法上的问题，郭先生无论多忙，都一一回信，有问必答。

　　在上海的20多年里，沈老开阔了眼界，结交了诸多良师益友，学会了如何做人，培养了自己守信、谦和、认真、严谨的品性，同时利用富足的业余时间里学诗、学词、学书法、学国画，是沈老一段非常重要的学习时期。沈老撰写创作的诗多人不识，在天一阁尊经阁内柱联原句“先觉先知为万古伦常立极至诚至圣与两间功化同流”就是沈老书写的；在慈城慈湖牌坊亲撰书写“慈湖作镜鉴千古才人未黯一泓秀水宝岫如凭瞻四方伟迹犹青半壁刚峰”，还有如《辛卯拜观天一阁藏多种兰亭有作》“千古翰墨仰兰亭，禊贴珍藏古阁罄。但得人书能共老，随时并进不伶俜。”等诗作，展现沈老诗作的深厚功力。

　　“浙东书风”源起唐宋，虞世南、米芾等名家的书法艺术对浙东地区的书风影响颇深。至明清时期，“浙东书风”基本形成独立风貌，富有强烈的地域人文色彩与艺术个性。清末民国初，慈城籍名家梅调鼎形成既融古法又出新意的个人风格后，进一步确立了浙东书法的特殊风格，经他的弟子钱罕和再传弟子的继承与发展，逐渐形成至今具有广泛意义的“浙东书风”。浙东书风的关键是用笔，梅调鼎和钱罕用笔均以中锋为主，表现着“圆”、“方”两种笔法。“圆”在书法上被称作锥画沙，如同悬针般的垂悬；“方”被称作万毫齐力，如同刷子般的效果。钱罕继承了老师梅调鼎的书风，在他基础上运用魏碑笔法来写行草和正书，取两者之长，自成风格。学书法要重才学，浙东书风是重才学的书风，故浙东书风的传承人均具有好学多才，他们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艺，又具有时代性，创作的作品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时代情感。如果说梅调鼎是“浙东书风”的开创者，而其弟子钱罕则是承上启下者。钱罕弟子较多，如吴泽、刘惜闇、林似春、沙孟海、凌近仁、张星亮、沈元魁等，把浙东书风又向前推进一步。当今宁波书坛，继承梅钱一脉书风健在者当推沈元魁为翘楚。

　　1975年，沈老从上海回到宁波工作，他一直没有停下书法创作。沈元魁早年受梅、钱书风影响，并直接得到钱罕先生熏陶，从初唐欧、虞、褚入手，再转汉、魏、六朝，尤其爱好行书，不断从传统书法理论《书谱》、《艺概》等著作研习书法美的内涵，并不断关心、收集梅调鼎、钱罕两耆的资料，使书法渐成体统，所谓“玩体势之多方”而不离浙东书风的美好风范。故徐季子先生对沈老的书法作品评价是“运腕出手，笔笔皆有来路，而又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笔法凝炼、结体淡雅、意蕴含蓄，具梅钱韵味，颇有‘伏采潜发’之内力，耐人细读。”

　　自古书画不分家，书中有画，画中亦有书。沈老还拜同乡、慈城籍著名书画家、“桥南老人”凌近人先生的门下研习国画。沈老与众多浙东书家一样，在继承前人的同时，注重探索和提高，一方面坚守着浙东书风的“圆”、“断”、“连”要素，另一方面又将前辈的手法加以发展，更加注重笔断意连，“方”“圆”结合，风格鲜明，气象万千。沈老不论书写何种体势，都有共同的风采，就是笔触瘦劲灵秀，结体端庄典雅，章法流利连贯，他的楷、魏、隶、篆都能寓动于静，行、草都能寓静于动，使书法内涵深邃，达到欣赏的独特美感。

　　书评家曾说过，好的书法作品，往往是书法家性情自然的流露，是性格本真的表达，是生命气质的通透。沈老的书法，与其为人、性情、涵养浑然相通。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过：“书体均齐者犹易，惟大小疏密、短长肥瘦倏忽万变，而能潜气内转，乃称神境耳”。沈老的书法创作理念与《艺概》的主张如出一辙，在沈老笔下，已经成为无所困惑的追求。如今沈老已拥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理论研究会会员、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宁波书画院特聘书画师、宁波天一阁博物馆顾问及宁波诗社原理事等诸多头衔，名至实归。

　　我国已故的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专家陈从周先生在《沈元魁书法序》中写过这么一段话：“甬上交沈元魁先生，彬彬君子也，好学沈笃，书法如其人，观之自得，寓学养也。沧海横流，世人不读书，不鉴古，书无法度，时流一至于斯，良可慨也。元魁深居天一阁中，万卷诗书，金石碑版，朝夕研究，得之厚矣，故其落墨，笔笔有来历，视今之杜撰创新，欺世盗名之徒，岂可同日而语哉。余重元魁书法，益重元魁为人，无其人品，则无其书法矣，兹者论元魁书，言发于衷，无一辞过誉，而元魁谦抑为怀，绝无自高所为书，故不辞言之也。元魁少年受学者乡前辈冯君木、钱太希二先生，冯钱二先生文章道德世所共仰，以余绪作书，又一代大家，余弱冠观二先生书法，五十年来印象尤深，及识元魁，知学有所宗也，余仿佛闻冯、钱二先生罄欬矣。今日书此小序，实阐扬师道不能废，师承不能忘，继承不足，创新焉能，元魁书法，容或可阐明此说也。”以此作为沈元魁先生评价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