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后留日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不久,便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遂与蒋介石结缘。军校建立之初,蒋介石任校长,钱大钧任政治教官,经过东征、北伐诸役,二人关系更为密切。
而钱大钧有幸获藏此二册手令,当得益于其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两度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期,以及1938年3月至1939年5月,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时期。
在以上三个阶段中,钱大钧与蒋介石一起经历了众多改变中国抗战进程、乃至改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重大事件。
比如,展览中有一则手令为“慕尹吾兄勋鉴:手书悉,无须辞职,请假满时,来南昌一叙为荷。中正。一月廿七日。”这是1935年1月27日蒋介石给钱大钧的手令。此令当或与侍从室的调整相关。作为蒋介石的亲随要员,钱大钧似有意争取在侍从室的工作,故请辞“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之职,但蒋介石未予批准。
直到1935年10月后,当时既定的西北“剿总”参谋长为钱大钧,而之后却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晏道刚与其职务对调。至此,钱大钧终于如愿以偿,转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回到了委员长的身边。
史料涉众多事件和军政人物
此二册手令中有涉及“两广事变”手令1通1纸,为蒋介石亲笔书于1936年9月2日,内容为命令钱大钧速往黄埔。“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指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一事。
手令中,涉及西安事变者5通5纸,都是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由蒋介石亲自下达。内容显示,“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曾派遣钱大钧接触张学良,想借二人曾共事于“鄂、豫、皖剿总”“武昌行营”之交谊,分化东北军与西北军高层关系。
此外,展览还展出了蒋介石向各高级将领、政要所下达的军政命令,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平汉路北段作战、临沂保卫战的部队调动、装备配发、物资转移等,以及蒋介石向侍从室下达的一些日常命令,如查找军官简历、询问部队装备与驻地等。
本次公开的两册蒋介石密令,涉及众多历史事件与军政人物。曾任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的邵铭煌认为,这两册密令对于蒋介石与民国历史的研究来说,“史料价值非凡,谓之媲美蒋中正日记,亦不为过”。 东南商报 记者黄银凤/文记者崔引/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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